中新社记者徐金波

　　望着车站前熙熙攘攘奔涌而至的人流，紧张忙碌的武昌火车站客运车间张在明主任感触颇多。他认为，岁岁年年的春运工作，其实也见证和折射出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中国的春运伴着“民工潮”而兴。武汉地区的民工潮出现在一九九0年左右，当时农用物资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下跌，大批世代耕作农田的农民开始抛荒弃地，追随早期“淘金者”的步伐，走南闯北，谋求生计。

　　张在明回忆，当时春运期间，大批农民工结伴而来，搭乘价格相对低廉的火车。他们以男性为主，年龄跨度很大，从十八、九岁的青年至六十多岁的老人不等，整体素质不高，主要从事建筑、采矿等体力劳动，出行时大都衣着凌乱，拧着尼龙编织袋，扛着被褥、棉絮，背着铁锹、桶等劳动工具，甚至锅、碗、瓢、盆都一应俱全。他们操着一腔浓浓的家乡话，售票员与之对话交流十分艰难、吃力。

　　同时，这些农民工的去向也异常分散，他们大多由一位具有打工经验的人带队，北京、广州、上海、成都、西安、武汉等中心城市，是其主要目的地，一时间如同“孔雀满天飞”，春运高峰时间也相对延长。

　　这一时期，初次出门且纯朴善良农民工经常上当、受骗，返程时大多沮丧着脸，甚至回家的路费都凑不齐。在经历了两、三年的打工挫折后，农民工出行日益谨慎，目的地相对明确，大多有的放矢，线路集中。

　　随后的一九九四年左右，随着外商大量投资中国沿海地区，农民工队伍迅速回暖，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东北地区是其主要流向，多是进工厂或从事建筑行业，但工作不固定，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状况直至二000年左右才稍有好转。

　　此时，一些年长的农民工逐步被淘汰下来，守着家乡的几亩薄田，打工一族主要是中、青年人，其中年轻“打工妹”的比例急速上升。他们的经济收入也有所改观，出行日期和路线相对固定，衣着打扮讲究、渐趋时髦，普通话慢慢代替乡音，行李逐步精简，各种大型行李箱逐渐成为主导。

　　张在明说，近一、两年，随着中国劳工制度日益完善，经过十多年打拼的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年轻一族有了相对固定的工作，开始了正常上班、休假，大部分不再漫无目的地流动，每逢农历正月初六、初七和初八，是他们出行的高峰，春运工作紧张异常。

　　如今的农民工与最初已有天壤之别，领着稳定的薪水，很少为讨工钱发愁，出行是西装革履，夹着皮包或拖着中型行李箱，别着彩屏、摄像头等时尚手机，满口的普通话或广东、上海、闽南地域方言，谈论着养老保险、房地产价格等当前中国最流行的民生话题，混杂在人群中越来越难以分辨。

　　张在明表示，当前中国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实施和“中部崛起”的战略出台，让一些精明的农民工对中部地区有了更多的期待，今年就有不少已发家致富的民工提前赶到武汉，进行一番投资考察，寻找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