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和移民差别在哪里

　　章捷的导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孟建教授承认，“很多老师对自己学校的毕业生有偏爱，但是就我所带的研究生的情况来看，很多优秀的学生都是外校考过来的，成才比例甚至还高于我们本校的保送生。”

　　王爱华很快就要从北大法学院研究生毕业了。本科毕业于石油大学的她两次考研终于进了北大法学院。王爱华说，考3年的是正常情况，考4年、5年的也比比皆是。“有人常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想不开的，我想如果真有什么想不开的，那就是我的北大情结吧。”

　　复旦大学物理系的保送研究生朱莹表示，从能力和知识面上，外面考进来的同学并不见得不如本校生。“相反地，他们更认真，更努力，有的人自己觉得低人一等，更加珍惜在学校的机会，这反而促进他们有紧迫感，更加发愤。”

　　但是朱莹也承认，部分老师的确偏爱本校生，即使他们成绩低一些，在师生互选的时候老师也会选择本校生。但这并不是歧视外校生，而是老师对自己学校培养的本科生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更熟悉和放心，很多学生在本科期间就在实验室帮忙，赢得了老师的信任。

　　采访中，记者发现，外校考上“名校”研究生的同学都能感觉到名校毕业生的一种优越感，“他们身上带有更多的这个学校的‘气质’”。

　　方远，本科毕业于山东工业大学，在北京大学的政府管理学院3年的研究生生活让他对北大“土著”和外校考生之间的差别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之间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北大自由的个性和不羁的风格在他们身上流露出来，高兴的时候他们大声喝彩，很放得开，而我们更谨慎，在需要团队合作的时候，我们更有优势。”

　　章捷也有同样的感觉，“复旦直研生有自己的圈子，外校的人很难融入。”

　　尽管本校生一开始更能被导师所看重，在奖学金评定、班干部选举上会“赚点便宜”，但是外校生慢慢地也能冲出“土著”的包围。据方远介绍，研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班的班干部超过三分之二是“土著”，到毕业时，刚好换了一下，超过三分之二成了外校生。

　　王爱华也说：“刚刚来的时候，环境陌生，和导师又不熟，导师的很多任务都会分派给本校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导师会熟悉和了解我们的能力，慢慢地也就融合到一块了。”

　　完善选拔制度，破除“出身论”

　　不管是本校的保研生还是一般院校的考研生，不管是考上的还是落榜的，都不认为“出身论”在他们的考研或读研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很多高校老师也表示出相近的意见。

　　卜庆梅是烟台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的老师，她说，“师范院校的学生可能不是尖子生，但是进来之后我们有责任不再让他们落后下去。”“一位专升本的学生，也考上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还有一位学生在考南开动物学专业的时候，初试复试都是第一，如愿进入南开。死读书的学生哪里都有，不能现在看师范类学生考研成绩好了就说他们死读书。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很多全国性科技竞赛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山东赛区的‘挑战杯’，我们学校连续4年都获过奖。”卜老师说，“我们的学生在考重点大学的时候感觉还是公平的。”

　　在现行的保研制度中，名校都有很大一部分保送名额是留给其他重点学校的。上海某名牌大学的一位博导告诉记者：“名校一般不愿意接收普通院校的保送生，那样好像自己掉了身价。而名校之间也有对等交换，这种情况下，享用这些保送名额的不可能是三四流院校的优秀毕业生。”

　　章捷也认为，在校外保送生中，名校宁愿接收北京大学某专业的第10名也不愿意录取地方大学同专业的第一名。所以，如果要说有出身论，最普遍的还是出现在这个环节。“我更倾向将所有的学生放在同一个平台上用同一条标准进行选拔。”孟教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保送生的名额，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都应该严格控制。”

　　方远并不反对扩大保送生名额，“但是必须有公开透明的标准，否则，像我们这样的外校生考研会更加艰难，我们会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