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一片崛起之声。阜阳崛起，势之使然，时之使然，阜阳必须崛起。阜阳崛起选择什么道路？

　　上世纪80年代，阜阳就创造了以“四专两厂”为主要内容的“阜阳模式”，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一起被称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四大模式”。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温州模式”经过“二次创业”，由“小商品”优势转化为“大商人”优势；“苏南模式”经过股份制改造，走出了产权困惑。两地在不断的调整、创新中衍生出一代一代的企业家，由此成为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引擎。而我们在观念意识、文化传统和体制惯性上却形成了“路径依赖”，对构建新的发展优势内在动力不足，由此不仅导致“阜阳模式”的没落，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阜阳经济自我发展的能力。“阜阳模式”的最终没落，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创新不够，缺乏制度重建的勇气和魄力，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当前，宏观区域经济格局的调整产生了启动中部崛起的外部政策效应，阜阳理所当然地要抢抓政策机遇，用足用活国家促进中部崛起的各种政策。寻求外部的政策支持固然重要，但阜阳要实现崛起，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等、靠、要”上，必须建立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在借鉴的基础上加快制度创新。

　　比较两种成功的模式，政府主导型的“苏州模式”，主要是政府除了做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应该做的事，比如提供制度和政策环境外，还通过制订非常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来引导投资者进入，并积极参与到引导外部资源尤其是企业家资源的进入。市场主导型的“温州模式”，主要依靠市场企业家的创新作用来发展本地经济，政府相对无为而治。在不排斥“温州模式”的同时，笔者更倾向于“苏州模式”的借鉴：政府创新先行，制订正确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打造一流的招商引资环境，通过招商引资发挥外地企业家的创新作用，从而撞击培育本地企业家，造就一批职业经理人队伍。在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但企业家并不就是市场企业家，也包括政府企业家即敢创新、善创新的政府官员。市场企业家可以引进，政府企业家同样可以引进。面向全国特别是面向发达地区引进政府企业家，这不仅仅是一种胆略，更是一种战略选择。笔者相信中国政坛出现的“苏州现象”会给中部地区一些启迪，把“政府企业家”当作一种重要的资源加以研究、引进和利用。“春江水暖鸭先知”。经济学家所说，“制度就象一个过滤器，决定了决策者所能得到的机会”，制度创新的意义就在于此。

　　在欠发达地区，市场和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更需要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通过对区位、资源、投资环境等后发优势的制度化处理，使其转化成经济优势和绝对优势，从而求得突破。阜阳崛起不仅仅是阜阳经济的突破，更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必须把核心职能转变到公共服务上来，建设服务型政府，坚决纠正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错位,充分利用政治资源、政策优势，加大软环境建设，为企业、社会、公众服务。比如，要解决影响崛起的人口瓶颈，就需要我们在教育制度上进行创新，把教育投资当作一种比“资本投资”更为重要的“知本投资”，寻求解决不同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同阶层受教育权力不平等的有效途径。这一点对阜阳的持续崛起至关重要。

　　制度创新关键在于观念创新。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解放思想落实到实现奋力崛起的具体行动上，彻底打破“不缺思路、缺行动”的怪圈，真正形成务实求进之风，以新思维来冲击制度约束，以新观念来激活制度效应，以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制度创新为阜阳崛起提供不竭动力。

　　选择道路，我们无意于创造模式，但必须树立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阜阳精神。正视历史，面向未来，阜阳崛起，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