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冲

　　上世纪80年代，阜阳就创造了以“四专两厂”为主要内容的“阜阳模式”，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一起被称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四大模式”。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温州模式”经过“二次创业”，由“小商品”优势转化为“大商人”优势；“苏南模式”经过股份制改造，走出了产权困惑。两地在不断地调整、创新中衍生出一代一代的企业家，由此成为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引擎。而我们在观念意识、文化传统和体制惯性上却形成了“路径依赖”，对构建新的发展优势内在动力不足，由此导致“阜阳模式”的没落。“阜阳模式”的最终没落，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创新不够，缺乏制度重建的勇气和魄力，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当前，宏观区域经济格局的调整产生了启动中部崛起的外部政策效应，阜阳理所当然要抢抓政策机遇，用足用活国家促进中部崛起的各种政策。寻求外部的政策支持固然重要，但阜阳要实现崛起，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等、靠、要”上，必须建立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在借鉴的基础上加快制度创新。

　　比较两种成功的模式，政府主导型的“苏州模式”，主要是政府除了做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应该做的事，比如提供制度和政策环境外，还通过制订非常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来引导投资者进入，并积极参与到引导外部资源尤其是企业家资源的进入。市场主导型的“温州模式”，主要依靠市场企业家的创新作用来发展本地经济，政府相对无为而治。在不排斥“温州模式”的同时，笔者更倾向于“苏州模式”的借鉴：政府创新先行，制订正确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打造一流的招商引资环境，通过招商引资发挥外地企业家的创新作用，从而激励培育本地企业家，造就一批职业经理人队伍。在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但企业家并不就是市场企业家，也包括政府企业家即敢创新、善创新的政府官员。市场企业家可以引进，政府企业家同样可以引进，面向全国特别是面向发达地区引进政府企业家，这不仅仅是一种胆略，更是一种战略选择。笔者相信中国政坛出现的“苏州现象”会给中部地区一些启迪，把“政府企业家”当作一种重要的资源加以研究、引进和利用。“春江水暖鸭先知”。经济学家所说，“制度就像一个过滤器，决定了决策者所能得到的机会”，制度创新的意义就在于此。

　　(作者单位：市委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