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天,1958年9月17日下午,国家主席毛泽东在安徽博物馆参观了阜阳出土的青铜器,并对这批出土的青铜器赞不绝口。所有的文物在这件青铜器面前都黯然失色,它的名字叫“龙虎尊”,出土于阜南小润河。
那是商代文物中最眩目的作品,它的横空出世,曾经让世人为震惊,并为之痴迷不已。透过它,现代的人们重新怀念起那个远去的时代,永恒的夏商周文化,以及那个时代无数迷离的故事。
1957年6月的一天,阜南县朱寨徐海孜村农民徐廷兰在小润河边撒鱼,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这一网撒的八件青铜器,竟是3000多年前的帝王将相们用来盛酒的龙虎尊。就是这个龙虎铜尊的发现,一下子震惊了中国史学界,它印证了我国冶金、铸造技术水平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已达到空前的高度,龙虎尊雕刻工艺在当前称举世无双。
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参观稀世珍宝龙虎尊。为此,国家文物局把龙虎尊等八件文物列为解放后全国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当年,与龙虎尊一并出土的八件青铜器成为国家一级文物,并将其调往北京,龙虎尊轰然走进中国博物馆。
龙虎尊由此传奇般地扯开序言……小人物与大发现
农民撒鱼时撒出了龙虎尊,追溯龙虎尊的发现过程,徐廷兰是不能不说的人物。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并联系上了发现龙虎尊的徐廷兰家人。1957年,徐廷兰把龙虎尊送到阜南县城,省博物馆给其200元钱作为奖励(在当时,这是一笔不菲的奖励)。
2004年8月11日,我在阜南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马树廉陪同下冒着酷暑前往徐海孜。去到后,见到了徐廷兰的大儿子徐侠中,得知他父亲徐廷兰已经过世。徐廷兰的老伴闫慧芬和儿媳妇正在树阴下纳凉。他的家人对于我们来了解徐廷兰当年发现龙虎尊的事情,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实出乎我的意料。徐廷兰的大儿子徐侠中和其母亲闫慧芬在我的追问下,道出了当年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7年6月的一天上午,阜南县朱寨徐海孜村农民徐廷兰手提鱼网,身背鱼篓,在其离家几里的小润河撒鱼。当他来到白庄附近润河拐弯处(因此处似月牙,村人则称月牙河)时,见岸边水中有一圆形口沿,风吹浪起,时隐时现。另外还有几个打鱼的人,他们都以为是一只破瓦盆类的口沿,没理会它。走在后面的徐廷兰好奇,因水面仅一米左右深浅,他就趟水到水里摸摸,一摸发现是一个完整的器物,用手提没提动,他顺着口沿向下摸,却掏出了两件像喇叭样的东西(古代饮酒器觚)。他很高兴,又使劲掏,泥太硬,掏不动。他便到白庄一户人家借把铁锹,折回来后,挖了不长时间,就把大口沿的铜器挖出来了(盛酒的稀世珍宝龙虎尊),接着他又在下面挖出两个横卧着的铜鬹(斟酒器),在铜鬹旁挖出一件饕餮尊,在饕餮腹内挖出两个铜爵(饮酒器)。徐廷兰乐不可支,用鱼网裹起这八件洗净的青铜器,先背到白庄这户人家还了锹,捡一件小的铜器(铜爵)送给借锹人作酬谢,把另外七件青铜器背回徐海孜家中。
以下的故事则来自市博物馆原馆长韩自强和阜南文管所所长马树廉。在当时闭塞的农村,发生这么一件大事算是惊天动地。没几天,四邻八乡的农民都听说徐廷兰得了宝,像赶集一样都到他家里看稀奇。半个月后,阜南文化馆馆长蒋家琦闻讯后也来观看。看后,因辨别不出来,便立即写信给安徽省文化厅反映这件事,后文化厅又将此信转呈安徽省博物馆。省博物馆急派葛介屏先生赴当地调查。经葛介屏辨认鉴定,初步判断这是一套罕见的青铜酒器。至于什么年代什么文物暂时还无法确定。
葛介屏建议徐廷兰尽快上缴给国家。然而,徐廷兰迟迟未交。无奈之下,葛介屏将情况汇报到省博物馆请示,省博物馆找到有关部门领导,在阜南县政府一位领导亲自过问下,朱寨镇政府限期让徐廷兰送到县文化馆。徐廷兰无奈,用箩筐挑着5件铜器送给文化馆。龙虎尊他没有送,后朱寨镇又来催,才与其弟徐廷贵拉着架子车送到县城。而就是这次用板车送,把龙虎尊用绳子捆绑在车子上,一路上经过土路颠簸,绳子磨擦把龙虎尊磨掉许多锈皮,使葛介屏心痛得一夜没睡好觉。现藏在中国博物馆内的龙虎尊,仍能看到被麻绳勒的痕迹,送给借锹人的一件铜爵也被省博物馆追回。
对于这段送文物经过,徐廷兰的老伴闫慧芬也说是分两次送的。而徐廷兰的长子徐侠中则否认了其母亲说两次送交文物,而是说一次拉架子车送完的。与我们同去的阜南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马树廉说,国家对文物发现奖励分主动上交和被动上交。显然,徐廷兰属于后者。而在1957年那个时代,省博物馆奖励200元钱是很高的,因为当时物价非常低。可以这么说,1957年的200元钱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元。
马所长这个说法,显然不能令围在我们身边的徐廷兰儿子和儿媳妇及邻居的满意。他们认为发现了国宝龙虎尊,就应该每月领国家工资。对于徐廷兰老伴闫慧芬提的这个要求,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令她满意。今年78岁的闫慧芬老人,自从老伴徐廷兰2001年6月去世后,她就住在小儿子徐侠义家里。她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三个儿子每年给老人100斤粮食。这300斤粮食就是闫慧芬老人的生活费。现在闫慧芬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到北京去看一看在她家里呆过的龙虎尊。前去的马所长说对她说:“你现在年龄大了,身体恐怕吃不消”。闫慧芬没有说话,她的大儿子徐侠中则表示想代母亲去看一看。马所长告诉徐侠中,这件事只有回到阜南文化局汇报一下再通知他。精美绝伦的龙虎尊
龙虎尊,因器身纹饰有龙虎而得名,此尊比常见的尊大,是一种形制特殊的商代大型青铜盛酒器。侈口,束颈,折肩,鼓腹,高圈足。高50厘米,口径45厘米,重26.1公斤。颈下饰3周凸弦纹,肩上饰3条蜿蜒的龙,龙首探出肩外成为高浮雕。腹部是3组相同的虎食人纹样,以龙首下的3条扉棱为界,虎头突出瞪眼张口,两边是对称的虎身。虎口下蹲一个双臂屈举的人,神情悲惧。圈足下部饰3组平雕兽面纹。整个器物,纹饰精美,绚丽多彩。从艺术角度看,龙虎尊是一件非常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它集平雕、浅浮雕和高浮雕于一身,尊的内壁随器表的浮雕而凹凸,做到了器壁厚薄均匀。而所有这些,又都是通过铸造工艺表现出来的。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铸造技艺,即使用现代的精密铸造技术,也很难达到满意的效果。像这件精美绝伦的龙虎尊,目前在我国也就只有这么一件,无疑属国宝重器。
另一件出土文物饕餮纹尊也是商代大型青铜盛酒器,因腹部主要纹饰为饕餮纹而得名。饕餮纹象征古代传说中一种贪食的狰狞怪兽饕餮的面形,它作食人的凶恶恐怖形象,给人一种神秘威严之感。虽比龙虎尊稍差,但也是尊中的上乘精品。该尊高47厘米,口径39.3厘米,重16.6公斤,属国家一级文物,和龙虎尊基本构成一对。
小润河出水的其他3对即6件青铜器,分别为:兽面纹斝(音甲),商代青铜温酒器,高46厘米,口径22.7厘米,重3.95公斤,器形雄伟有力,纹饰刚劲富丽。
兽面纹觚,商代青铜饮酒器,相当于现在的酒杯。高29.6厘米,口径15.5厘米,重1.5公斤。商人喜饮酒,觚往往和爵相配,是较早出现的青铜礼器。
兽面纹爵,商代青铜饮酒器,也是较早出现的酒杯。高28.5厘米,口径流至尾长19厘米,重0.7公斤。
这批成组的青铜酒器的发现与收藏,对人们探讨淮河一带商文化具有重要价值,更是研究我国古代冶金史和青铜器早期发展史的重要资料。龙虎尊的时代相当于殷早期,埋藏地下数千年,不仅完好无损,而且光彩熠熠。特别是尊上的猛虎噬人纹,已引起中外历史学家的关注。
阜南县文管所所长马树廉说,小润河出土的这批青铜器一问世,顿时为国内众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注目。然而,众多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都未能辨别出此文物,后转交到郭沫若手中,经过郭老的考证,才知晓是龙虎尊。
1958年9月17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亲临安徽博物馆视察,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古代文物展览,尤其对阜阳出土的古代青铜器很感兴趣。他围绕着放置在玻璃罩内的龙虎尊转了一圈,一一看个清楚,露出了微笑,高兴地说:中国青铜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同时毛泽东主席还强调指出:“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1960年元月,邓小平副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对小润河出土的这批青铜器也很感兴趣。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毅、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也都亲临安徽省博物馆视察并观赏过这批青铜文物。现在这4对即8件文物,由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与安徽省博物馆各收藏4件。目前,这8件文物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藏品。
1959年《文物》第二期曾对此作高度评价,对龙虎尊、饕餮尊倍加推崇。并同时登载了八件青铜器的全部照片。日本1960年出版的《世界美术史》中国部分,将龙虎尊作为封面刊出。我国大中学历史课本多把龙虎尊作插图。国内不少美术、文物报刊均陆续刊登龙虎尊照片。1964年,国家邮电部发行一套青铜文物特种邮票,全套共8枚,其中就有两枚是阜南出土的龙虎尊和饕餮纹尊。70年代初,在国际事务中,为摆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开展了“乒乓外交”。随之又踵事增华,开展了文物外交。国家选了一批珍贵文物到欧洲几个国家举办文物展览。本来龙虎尊首当其选,然而因其太珍贵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即将同是阜南出土的饕餮尊送展。饕餮尊先后在日本、墨西哥、美、英、法、加拿大等国展出震撼了全世界。故此,国家文物局把这批文物列为解放后全国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阜阳史学家刘奕云说,龙虎尊是用铜锡合金,使用内模外范铸造的,高超的工艺反映了3000多年前的冶金技术水平。因长年浸在水里,体表氧化层深入铜质1-2毫米,但花纹依然清晰如新,灰绿色的此壳古朴高雅。时光的年轮未能磨蚀它不朽的仪容,至今看到它,都会产生一种震心荡智般的激动。
据考古学家研究,龙虎尊的铸造工序十分复杂,是用十八块母范经两次焊接而成的,塑之浑然一体,毫无痕迹。这充分说明远在三千多年前,我国的冶金、铸造技术水平已达空前的高度,其形制雕刻工艺在当前亦举世无双。龙虎尊至今在我国出土文物中独一无二,弥为珍贵价值连城,被视为宝中之宝,诚堪夸耀于世界,非但不在国外展出,国人也很难目睹原件,所可见者仅复制品而已。其余多件,与龙虎尊、饕餮尊相比,自然等而下之,然亦不可多得,同样为祖国文物宝库增光添彩。
作为中华民族史的十大国宝之八的龙虎尊,为全世界的文化、工艺美术界提供了十分可贵的实物资料,不仅仅对安徽阜南县的历史沿革、地理人文的探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整个皖、豫、苏、鲁整个淮河流域的大中原历史沿革,文化经济和地理人文探索,研究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并且跨越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的新世纪的时空新隧道。
龙虎尊是华夏5000年政治、文化、历史和经济有力的佐证,更是华夏儿女高度智慧的实证,也是对全人类贡献之一。
谁能想到出土龙虎尊的小润河月牙湾处,10年前还出土过13件青铜器,而且有一件巨大的四方铜鼎,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遗憾的是,解放后仅找回7件,还有6件已石沉大海。更让人心痛的是,那方比龙虎尊珍贵的四方铜鼎已被大炼钢铁。价值连城的铜鼎虽然没有了,但我仍要了解当年那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也许,追寻这些久远的故事,追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会为热爱阜阳的人们提供一点阅读的史料。小润河解放前还出土过青铜器
在小润河出土过龙虎尊的地方,解放前还出土过13件青铜器。这是当年省博物馆葛介屏来到阜南鉴定龙虎尊时,从群众中意外了解到的。那是在龙虎尊发现之前,白庄一个农民在小润河游玩,挖到13件青铜器,遗憾的是已全部送人或丢失。
那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时间大约是在1947年左右。白庄农民张殿春曾在龙虎尊出土的地方割青草,他看到润河边有一个小鳖在水草上晒太阳,因小鳖离水边不远,他就趟水悄悄走近去抓,结果抓空了,这只小鳖钻进水里去了,张殿春却在小鳖呆的地方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大香炉,原来小鳖是趴在大香炉的鼎边上。可能那时泥不太深,张殿春没费什么力就挖出一个大如司母戊鼎的长方形四足铜鼎,鼎里又掏出12个铜鬲。也不知道张殿春是用什么方法,把这重达400多公斤的青铜器悄悄运回家的,而没有像徐廷兰那样“惊天动地”,家喻户晓。
张殿春硬把这13件青铜器在家里放了一年多,没让人知晓。后来他想拿出来卖,附近的亲朋才知晓,大家便前去观看。就这样,张殿春在小润河挖到大铜鼎消息才传出来。为了换几个钱花,他首先挑选了两个铜鬲送给当时的阜阳守城部队司令李觉,本打算送上去,李司令给几个钱,再把另外几件一块送去。然而,李觉得到后没给一分钱,张殿春好不气恼。他又带着两件铜鬲到了蚌埠,送给一个当水上警察的亲戚,结果这个亲戚没声张,也没给钱。回去后,张殿春非常恼怒,认为这些东西不值钱,不然为何都不给他钱?这以后,有亲戚张口向他要,他就送一只,外地一个到村子里剃头的人他也送了一个,当作剃头费抵消。这就样,这13件青铜器全部流失。直到解放后,国家博物馆仅找回7件。
对于这13件青铜器,阜阳市博物馆原馆长韩自强也有所了解。他说,这13件青铜器的价值比龙虎尊还高,大如香炉的青铜器重达400多公斤,小的全部是一样大小,摆在香炉内,分三排摆放。这件大香炉被张殿春运回家后,没地方放,他就送到村子里的台寺庙,供人烧香用。据说用这个大铜鼎烧香,烧三天三夜,外面仍然是凉的。令人遗憾的是,1956年张殿春母亲病故,因无钱安葬,张殿春就到庙里搬这个大铜鼎卖钱,当时庙里和尚不让搬,张殿春说,我挖的香炉为啥不能拉?和尚没办法,大铜鼎就被他拉回家,转手卖给当地废品收购站。没几天收购站准备运到南京,便用大锤砸铜鼎,想砸烂往麻袋里装,方便托运,然而,砸了十几锤竟没有丝毫损伤。收购站人员便不砸了,直接从水路用船只运往南京炼铜厂。待省博物馆人员知晓后便紧急写信给上海市博物馆帮助寻找,上海博物馆人员挨个到废品收购站查找,却无功而返。至于为什么没有找到,韩自强说,省博物馆判断错了,当时以为从陆路运送的,会送到上海,谁知却是水上托运的,是到南京的。这一耽误就导致了文物毁于一旦,大铜鼎一运到南京炼铜厂就被化掉了。
直到六十年代初,这13件青铜器找回7件。阜阳守备司令李觉在湖南投诚起义,居住在北京。省博物馆人员找到他时,张殿春送的两件青铜器已被他卖给故宫博物院,现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随后,省博物馆人员又赶到蚌埠,多方打听找到这名水上警察时,才得知他已把张殿春送的两件青铜器卖给上海历史博物馆。另外又从张殿春亲戚处收回三件,其余5件已无法追回,被剃头挑子带走的那只也无法找回。走近小润河
从阜南坐车到朱寨,往东北方向走十几里,中间经过常庄、白庄,再向北到台寺庙处,即到了小润河。2004年8月5日,我们在阜南县文联副主席冷治武陪同下来到小润河。那几天正是雨水季节,租的出租车到了朱寨,前行不到一里路便陷进泥路上,不能前行。无奈之下,我们冒雨步行1个多小时,多方打听才找到张殿春居住的白庄。
张殿春已去世多年,生前没有儿子,一个女儿现居阜阳。幸运的是,我们碰到了张殿春的外孙朱宗亮。今年43岁的朱宗亮正在邻居家看人打牌,妻子打着伞前去找他说有记者来找,他没耽搁就冒着大雨从邻居家出来。闻听我们是来探寻他外公张殿春当年挖出13件青铜器之事,他憨厚地笑笑说,时间都这么久了,哪还能记得清?接着他说:“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仅听父亲说过。”他父亲也见过这13件宝贝。后来,父亲去世,也就没有人再提起。对于他外公张殿春挖出13件青铜器,后来又丢失这么多件文物,朱宗亮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说,那时候家里穷,国家刚解放,外公又不知道是文物,认为是自己捡的就理应是自己的,加之也没有博物馆人来过问,就这样不仅丢失了小的铜鬲,连大铜鼎也被卖掉。
如果今天大铜鼎还在的话,那将是多么让人欣慰的一件事。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失去的东西我们已无法寻找,毕竟已时过境迁。巨大的四方铜鼎没费力就被熔化了,在那大炼钢铁的年代,铜鼎被投入熔炉不仅是我们阜阳人的不幸,也是时代的悲哀。为了给母亲买一副棺材,张殿春把重达400多公斤的大铜鼎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我们无意苛责的作为,因为那个时代,又有多少人把文物当回事呢?如果放到现在即使卖了,这么大的一个铜鼎也不会被大炼钢铁。
朱宗亮得知我们要到小润河去看看出土龙虎尊和13件青铜器的地方,他回家换了一双拖鞋,冒雨和我们一起前往。下了几天的雨,农村的路面多么难行可想而知。更让人叫苦的是,我们的摄影记者把雨伞忘在出租车上了,为了保护他的相机,我只好把自己的雨伞留给他用。开始我还与冷治武合用一把伞,后来,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皮鞋一次次陷进泥里拔不出来,索性让雨淋着凉爽些,再把鞋脱下来拎着,赤脚行走。走了一个多小时,中间还趟过两条小沟,幸运的是水都不太深,仅到大腿膝盖处。就这样,大家一路来到了出土龙虎尊与大型铜鼎的小润河。
那真是一个好地方,雨在河里打起了水花,大块大块的菱角叶飘在水面上,一片绿意盎然。这时雨点也小了,站在微微泛着波澜的小润河边,阵阵微风夹着小雨吹来,顿感心旷神怡,把我们一路上的疲劳吹得无影无踪。这条古老的小润河为南北走向,河面有20多米宽,一眼望不到边的是长长的河道。冷治武说,这条小润河现在已被改道,未改道前的小润河与润河、洪河相通,如今小润河南北已不到20里。随后,朱宗亮指引着我们来到龙虎尊和13件青铜器出土的地方,我看到这段河面水很浅,河面曲折呈月牙形,而龙虎尊正是在这弯曲的河道里出土的。朱宗亮说,往年到四五月份时,小润河水面都很浅,仅一米多深,平时则有两三米深。而当年他外公张殿春发现青铜器就是在水很浅时。巧合的是时隔10年后,徐海孜农民徐廷兰也是在四五月份发现龙虎尊的。我实在猜测不出这两位老人发现的两批青铜器是巧合还是偶然。
阜阳市博物馆原馆长韩自强告诉我,小润河相隔10年相继挖出食器、酒器,那么还应该有水器。见我不解,他解释说,殷商时代青铜器的品种繁多,其大致分为兵器、礼器、生产工具等,也就是青铜器铸成的东西,即他们的生活日用品。青铜器铸成的礼器包括食器、酒器、水器。为了寻找青铜水器,1957年8月,韩自强与馆内的一位同事从阜阳带了两名民工到小润河去挖掘。当时水太大,仅把附近的近10米水面挖掘了一下,三天时间仅挖出许多铜锈泥土,最后因种种原因而停工,无功而返。小润河缘何出土龙虎尊
继白庄农民张殿春从小润河挖出13件青铜器后,事隔10年,徐海孜农民徐廷兰撒鱼时又挖出8件青铜器,其中有一件价值连城的龙虎尊。为什么在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润河频频出现国宝级文物呢?这由不得我不去思索、探秘。探寻龙虎尊出土地点,就不能抛开小润河这个重要的发现地。那么,历史上的小润河是什么样的?它又形成于什么年代呢?阜南当地人都称作小运河,到底是小运河还是小润河呢?
阜南县文管所所长马树廉说,小润河发源于大运河,它是大运河的一个支流,那时阜南水上运输很发达,后因历史变迁,小运河逐渐淤塞,造成运输中断,失去了作用。在阜南当地许多人都叫它小运河。小运河相传宋朝就有了,具体时间无法考证。现在,阜南的一些书上也开始沿用小运河这个称呼。而对于龙虎尊与13件青铜器为何在小润河发现,马树廉分析认为,是水上运输时掉下去的或者是盗贼所盗,后来盗贼发生火拼或同归于尽而船只沉下去了。对于马树廉说的小润河(我仍沿用小润河)源于宋朝时代,他没有给我找到这方面的史料。
对阜南历史也略知一二的县文联副主席冷治武说,小润河缘于何时他没有进行过考证,仅听人说是隋朝时已有,但没有资料可证实。他知道徐海孜、常庄、白庄等地方地势较洼,水草多,古代人称小润河应是正确的叫法。
历史上的小润河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呢?查阅新中国第一部《阜南县志》记载:润河,源于临泉县的迎仙镇,东流至赵集区耿坡入县境。1966年自白虎岔以上截引入界南河,以下过田集、姜陈、公兴,至朱寨区曹斗庄入颍上县境。两侧有葛庙、田集、花园、新集、耿腰庄、丁寨、邢庙、李大、北坝、郭庄、许北、姜堰、南学河、白庙、华湖、曹庄、黄沟等17条大沟注入。阜南县境内长约9公里,流域面积670平方公里。
小润河,由柴集区贾塘沿积水成河。北下阜阳县的蚂虾集,沿南、阜边界东流至冯桥再入境内转东南,至朱寨区小刘庄注入润河,长24公里。
在这本《阜南县志》上总共记载阜南目前有12条河流,分别是淮河、洪河、谷河、润河、界南河、小润河、小草河、陶子河、小清河、大清沟、淮河分洪道、洪河分洪道。在这本志书上,我没有找到关于大运河的只言片语。
而阜阳历史学家刘奕云则认为,小润河源于何时不好界定。他举例说,在阜阳许多河流都已无从考证,因为阜阳地区受黄河水干扰,河流紊乱,河道经常改造,老河道淤塞自然消失,新河道又形成,可以这么说,古代的河道现在基本没有了,现代河道古代史书也不可能记载。对于我关心的龙虎尊为何在小润河出土,他说,龙虎尊属于古代上层人物所使用的,应是贵族用具。有可能是古代贵族人家的窖藏,也就是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埋藏在地下,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埋藏的年代也在殷商时代及之前。如果埋藏时代是在殷商后期,那么窖藏的东西就会有别的时代,如唐、宋、元、明等朝代的文物,因为窖藏的文物,贵族都是逃亡时而埋藏的。一般情况是家族里出现了大的天灾人祸变故或者国家战乱而引起的逃亡,埋藏起来是为了将来还能拥有。同时,他认为墓葬品也有可能。由此,他推测,小润河在古代说不定是平原地带。
那么,龙虎尊到底是何原因存在于小润河呢?据《阜南县文物志》记载:出土的龙虎尊等8件文物,均属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之酒器。当时因河水较深,无法对文物出土地段进行清理,作实地考察,从河岸现状及河口土色综合分析,推测此组文物原系位于河侧古墓中之殉葬品,后因流水冲刷,河线北移,遂坍入水中。
扑朔迷离的小润河和出土的龙虎尊,让我无从解惑,谁能除去时光给龙虎尊蒙上的神秘感呢?怅望千秋,世事纷纭,多少疑窦,非后人所能寻觅。身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怎能不透过历史的烟尘,向小润河发出长长一声浩叹?龙虎尊与历史上的阜南历史像一把硕大无朋的筛子在人生长河里筛来筛去,历经五千年的风风雨雨,不少古遗址和文物在屡次战乱和天灾人祸中残遭毁灭。而幸存的文物却因失去了与同时代有关联的信息,让我们一无所知。由此探寻龙虎尊给后人蒙上的神秘感,就不能不追溯阜南悠久的历史与人文地理环境。据《阜南县志》记载:阜南县位于黄淮海平原南缘,淮河中游北岸,安徽省西北隅,阜阳地区南部。北依阜阳县,东邻颍上县,西接临泉县,南临淮河、洪河,由东南至西南依次与安徽省霍邱县、河南省固始县、滨河县以河为界。从阜南县境内古遗址及出土文物考证,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氏族部落在此定居。秦在此置有鹿上县,汉改为原鹿县,北魏孝昌年间废县而改属颍州,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并入阜阳县,素称阜阳县南乡。民国36年(1947年)11月2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阜南县境,首建阜南县。1949年2月20日,阜南县撤归阜阳县。同年6月30日,设立阜南行政办事处。1950年6月29日,复建阜南县,于原薛集立县城。建国后,在阜南县还出土了石斧、石锛、石刀、石镞这些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和武器。我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查阅《商时期中心区域图》标注观之,商代活动区域范围,着重围绕河南安阳中游一带以及阜阳、亳州这么几处。
阜阳史学家刘奕云告诉我,商朝时期,属豫州之域。有九个部落,素有淮河九夷之称,整个山东省称东夷、西夷,而阜南则是东夷一个支系,阜南则属虎方部落,是淮夷的一个小国家(部落)。南到合肥,以淮南、凤台为中心属虎方部落。
而据中国历史学家丁山考证:商代虎方,地望就在以凤台为中心的沿淮一带。阜南距凤台不足200华里,属虎方范围。因此,龙虎尊应是商代虎方淮夷的器物。
阜南县文管所所长马树廉认为,历史上的阜南属于哪一个部落,他没有进行研究。但他对于阜南地面上存在的古遗址经过初步考证,认为古时的阜南属于亚热带地区,适于各种植物生长,由此证明了阜南早在5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居住的历史。他认为台寺庙遗址(龙虎尊出土的小润河附近)较晚,龙虎尊出土仅3000多年前,而还有更早的。如老楼遗址、地城遗址、万沟遗址、这些大都在新石器时期和旧石器之间的时间段。1993年,美国索尼大学教授普尔前往阜南,考察了阜南存在地面上的古遗址,表示了极大的浓厚兴趣,曾与中国联系挖掘这些古遗址,后因种种原因搁浅。1994年至1996年的三年时间内,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社科院也曾前来考察这几处古遗址,并证实了都在5000年之上。1998年,省考古专家拟定了首先发掘老楼遗址计划,并报国家文物局,阜南的马树廉负责找民工及后方的接待工作,一切都准备好了,然而,却因发掘经费渠道出现变化,发掘工作被迫流产。2002年阜南焦陂镇刘堰村出土的象牙化石,专家考证则早在3至6万年时间。目前,这些出土的象牙化石还存放在阜南县文管所。氏族的图腾龙虎尊
龙虎尊是商代晚期出土品,了解探寻龙虎尊,我们就要首先了解商代社会的发展史。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继夏代之后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王朝。提起古时的商王朝,我相信看过《封神演义》的读者都会记住商纣王这个残暴的君主,纣发明的铜炮烙及各种残暴的惩罚办法,让许多爱好《封神演义》的读者挥之不去,而就是纣葬送了他先祖创下的600年基业,一代王朝就这样走进了历史。从公元前17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国家,至公元前14世纪中叶盘庚迁殷,及公元前11世纪商王纣被周武王带同西南各族攻灭,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600年左右。
中国已故历史学家胡厚宣一生研究殷商时期的中国断代史,他穷其一生研究的结果,一针见血地指出:商代已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自从甲骨文字的出土,殷墟发掘的成功,使得古代文献记载的许多殷商史事得以印证,殷商时代已是中国古代的信史。
讲述殷商史事的古代文献,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时间较早、又有系统,并且证明是可信的,当首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这篇《殷本记》所凭借的史料,依照司马迁自己的话,是“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不仅如此,实际上,司马迁还广泛采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材料,除了所说的《诗经》、《尚书》(包括《书序》),之外,还采自《左传》、《国语》、《世本》、《大戴礼记·帝系》篇和其他一些材料。但是司马迁引用史料,其主张是“考信于六艺”,所以他才说《殷本纪》资料的来源,以采取于《尚书》、《诗经》的为最多。
关于商族起源,古典文献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玄鸟生商的传说。《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早期的传说,商的始祖契,本来是“感天而生”或“无父而生”的。这就与文献中常见的“古者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说法相类似,都是远古母系氏族制度曾经存在过的一种反映和形迹。传说玄鸟生商,则是早期商族崇拜鸟图腾的遗存。所谓图腾,是一种最初的古老的宗教形式。图腾,本是北美印第安人的土语,意思是“他的亲族”。它产生于早期氏族社会,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各种自然的外在力量都在威胁和束缚着人们。因此,人们崇拜自然,并产生某一氏族同某种动物或植物存在着血缘联系的幻想,从而把它作为自己氏族的图腾,也就是这个氏族的祖先、保护神和标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图腾崇拜是在原始人联合成为早期氏族的家长式集团的时期里产生的,它们起源于共有的女祖先——玄鸟。早期商族以玄鸟为图腾,便是荒诞地把这一部落的人,说成是起源于玄鸟。
我们了解了商朝早期的社会发展史及图腾崇拜,回过头来关注一下商朝晚期出土的龙虎尊,它是不是商后期的图腾崇拜呢?或者是另外的东西呢?
刘奕云首先告诉了我这么一个有趣的问题,古代确实有一个以崇拜虎神著称的蜀人氏族。前几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砸碎的龙虎尊,花纹、形制与阜南出土的无异。两地远隔万里,古人用什么方式沟通信息,意志趋于一致,并铸出相同礼器的呢?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史学界探讨。
接着他说,鉴定龙虎尊是否保护人或氏族的图腾崇拜,这就需要观察一下龙虎尊花纹,从肩部、腹部和足部,均被平分为3个画面,由3个立体的龙头和竖起的扉棱间隔成三等份,肩部三条蜿蜒的龙游荡在空间,龙头伸出铜尊肩外,每条游龙后面还尾随小龙一条。腹部用镂空扉棱隔成3个相同的画面,主体花纹四周布满了饕餮纹。足部饰以饕餮纹一周。从整体上看,3个部位的纹饰衔接得紧密流畅,浑然一体;从主体花纹看,龙、虎、人造型庄严稳重、奇特神秘,特别是龙头和虎头用浇铸法从外壁突兀凸起,雄健粗犷,比起用高浮雕法更具有一种威武逼人的悍气。这种手法既适应尊的特定造型,又表现出纤柔亲和之意,似乎在呵护着蛙形裸人,折射出神秘莫测的魅力。
然而,对龙虎尊腹部纹饰的含义,省内及我市一些考古专家也有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把虎与人铸在一起的造型可能是“虎食人”,奴隶主把这残酷景象铸在尊上是拿来威吓奴隶、压制反抗,或认为奴隶主吃饱喝足之后,用欣赏虎食人的可怕场面来寻开心,犹如古罗马奴隶主观赏奴隶斗兽一样。对此,刘奕云认为这些说法可能都不对。他举例说,前些年浙江省余姚等遗址出土一批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初期的文物,在几件玉琮、玉铖上,用微雕刻画有带冠神人蹲抱在虎头上的图案。前面说的四川三星堆出土的一件人跪坐在虎背上的雕像,这些形象应该说都是氏族的保护神。
马树廉认为,早在远古时期,古人生存是以聚积而居,靠团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古人对大自然的许多生物不了解,而一些动物有时也能做到与古人和平共处,可以这么理解,有的动物也需要古人的帮助,动物居住的地方就离古人不远,这样就形成了互相照应那种关系。在原始社会里谁的作用更大呢?凭自身单个的力量,则是动物更厉害些。那就形成了动物保护人,而不是进入封建社会的人保护动物。因此,马树廉认为,龙虎尊是商代后期的保护神,是其部落的一种图腾。
丁山多方考证认为,从龙虎尊造型创意上解读,圆形大口表示上天,肩部神龙游荡于空中;尊腹表示大地,有神虎张牙舞爪,以其不容侵犯的雄伟姿态保护着纹身的淮河氏族。可以这么说,龙虎尊以其强烈的历史穿透力,传递出商代及商代以前虎方淮夷的原始巫风、图腾崇拜、神祗信仰等多方面信息,展现出淮夷虎视八方的雄风。
我在阜南小润河畔寻幽探径的时候,那波光闪闪的河水,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往昔那些刀光剑影或舟影履痕,已经走远的淮夷,曾经是鼓角铮鸣聚族而居的氏族部落,一代又一代在此繁衍,最终滋润和丰腴了悠久的淮河儿女。日月交替,远去的古人已冷寂无声沉入岁月,然而,其铸造的青铜器却仍然记录着斑驳的历史痕迹,龙虎尊就像一位耄耋老人对我们倾诉远去的文明……龙虎尊复制品在阜阳
2004年9月3日,阜阳博物馆馆长刘海超打开了展览厅库,带领我们来到放置龙虎尊的橱窗前参观,那天因不是展览时间,没有其他观众,只有我们几个人静静地站在延续了3000多年的古文明面前唏嘘感慨。
龙虎铜尊静静地站立在那里,通体铜绿色,在它身上的几条龙和虎盘旋在周围,栩栩如生。我抚摸着龙虎尊身上的龙虎图案,弯下腰仔细观察发现,其刻制的每一条龙和虎图纹非常精致,连细小的一条花纹也刻划得清晰明朗。龙虎尊总共有6条龙,3条大龙和3条小龙,大龙的尾部和小龙的尾部都相连着,这6条龙盘旋在龙虎尊口沿的下方,在龙虎尊的鼎中部,则有老虎在盘旋着,3只老虎头,6个老虎身子,即一只虎头两个身子,在一只虎头下方则半蹲半站着一个人,人的头颅被老虎含在嘴里仅剩嘴巴还留在外边。这种造型围绕着鼎有3个,都是一样的造型。在龙虎尊的最下面图案是3个饕餮形象,每一个图案都有两个眼珠子在圆睁,仿佛要看透这个世界。然而,最有趣味的是,在老虎噬人的图案中,仔细观察竟然发现也有3只饕餮纹在里面交叉。如果不是刘海超解释,我们还真发现不了。龙虎尊鼎壁厚薄均匀,表面则凹凸不平,想到这些制作精细的纹饰,竟然是出自3000多年前的先人之手,怎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久久地流连在橱窗前,龙虎尊展品散发着巨大的魔力,强烈地吸引着我们。一件在水中埋藏了几千年的龙虎尊,它通体呈现出铜锈绿色,精美绝伦的龙虎尊出自哪位匠人之手呢?龙虎尊的主人又是谁呢?当年拥有龙虎尊的主人是帝王将相还是宫廷士大夫呢?眼前的龙虎尊散发着神秘的光辉,引领我们穿越时空,回到3000多年前淮河之畔,平原地带,那里水草丰美,空气中充满着宁静,龙虎尊的主人正坐在瑰丽辉煌的大厅内,款待前来的文官武将抑或文人墨客……
感觉着脚下叠加的无数先民的足迹,穿越3000多年的时光隧道,恍然如梦……
如果不是刘海超告诉我这是一件复制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如此逼真,惟妙惟肖的龙虎尊竟是一件复制品。
其实别小看这么一件龙虎尊复制品,目前在中国也就三件,中国博物馆一件、安徽省博物馆一件、阜阳博物馆一件。对于龙虎尊复制品来龙去脉还有一段历史。
那是1962年,阜阳地区展览馆(那时还不称阜阳地区博物馆)搞古代史陈列展览,作为龙虎尊出土地,竟然没有龙虎尊复制品,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展出结束后,馆内一位从北京下放到阜阳的高梅仪同志自告奋勇,前往北京商洽要一件龙虎尊复制品。高梅仪找到原中国历史博物馆负责人说明来意,对方也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安徽省博物馆得悉后,也赶紧派人到北京央求要一件龙虎尊复制品。随后,几个月后,从北京邮寄回来龙虎尊复制品,是石膏做成的,无论是颜色、花纹图案,还是大小全部是一模一样,只不过重量轻,不到10斤左右,但仍然不失为一件稀有品。刘海超馆长说,现在这一件石膏做的,也值个一万多元,因为它的做工非常精致,当时可是没收钱。而省博物馆则非常幸运,得到了一件铅做的龙虎尊复制品。
市博物馆原副馆长、今年已近80岁高龄的顾祖英老人至今仍保存着毛泽东观看龙虎尊的巨幅照片,那是时任省博物馆副馆长的胡悦谦赠送的,是一幅黑白照片。我看到这幅巨大的黑白照片上毛泽东在兴致勃勃地欣赏着,陪同毛泽东观看的是时任安徽省省长及省博物馆负责人等。照片下面标注着:龙虎铜尊,1958年9月17日,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看到这件珍贵文物。顾祖英珍藏。
顾祖英老人说,“这幅照片已陪伴我度过了40多年,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其实顾祖英老人不仅喜欢保存龙虎尊照片,还喜欢收藏关于龙虎尊的一切画面。他还保存有阜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文化局编印的一幅阜阳地区文物宣传画。上面一个巨大的铜鼎就是龙虎尊,还有阜阳地区历年来出土的许多金、银、铜、陶等各类文物。而有趣的是,这些文物全部是彩色图案,包括龙虎铜尊上的铜绿色图案都是顾祖英老人绘上去的。原来,顾祖英老人是美术工作者出身,可以说他描绘的颜色与现代彩色照片没有多大区别。
阜阳博物馆原馆长韩自强补充了这么一件事。与龙虎尊一块出土的8件文物,实际上中国历史博物馆仅调去4件,现在中国博物馆保存有6件,后来放在中国博物馆的两件还有一段非常曲折的故事。
他说,自从1957年小润河出土8件青铜器当年被省博物馆带走后,1959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征收4件,因这8件是成对,被征的有龙虎尊、觚、爵、斝4件,省博物馆则留下饕餮纹尊、觚、爵、斝4件。然而,大约在八十年代初期,省博物馆被盗,从小润河出土的这4件文物全部被盗,因种种原因至今一直未能破案。
大约到了1987年左右,一位英国人在香港古玩市场买到了两件青铜器,分别是觚和爵这两件。因是博物馆藏文物,上面都有编号,当时这名英国人看到4件,但他仅买了两件。后来,英国人发现上面有编号后不敢自己收藏,就来到北京找到国家文物局说明情况,并希望能用此两件文物换齐白石和徐悲鸿两幅画。国家文物局考虑此商代文物重要性,当即就答应了。因为那时齐白石的画和徐悲鸿的画市场价才几十元钱。国家文物局打电话让省博物馆找两幅画,省博物馆找了他们两人的小册扇面画,送到北京后英国人不同意交换,原因是尺幅太小。后来省博物馆又找了两幅略大一些的,英国人才同意交换。这两件青铜器送到国家文物局后,当即被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文物局告诉省博物馆负责人,什么时候文物失盗案破了,文物才送回去。现在因时间久远,另两件饕餮纹尊和斝至今下落不明。觚和爵两件青铜器就这样一直被放在了中国博物馆内。
丢失的,我们感慨万千;但重新找回的,同样值得我们欣慰和回味……
另一方面,考古学家考证龙虎尊青铜器的研究也一直继续着。早在1984年,北大教授,中国考古界泰斗邹衡为此曾专门到龙虎尊出土的地点阜南小润河畔考证,他经过仔细观察确定小润河是商代遗存遗址,同时,他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到小润河畔考察的中国考古专家。然而,因龙虎尊上面没有铭记,缺少太多的资料,研究龙虎尊一直没有太大进展。
尽管现在还没有考证出龙虎尊在它那个时代的文献史料,但龙虎尊这件价值连城的殷商青铜器文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早已享誉世界。人们不会忘记龙虎尊的足迹是从阜阳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功勋卓著的小润河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田。关于龙虎尊的传说
相传唐代有一个叫慧净的武僧是个独脚和尚,他自幼在深山古庙里练成一身好武艺,曾经在李世民起兵造隋朝反时,救过唐太宗李世民的驾。李世民当皇帝后,论功行赏,封他为靠山王,和尚不愿为官。太宗皇帝就在长安城给他盖了一座气势宏伟金碧辉煌的大唐国寺封他做主持,并赐免死铁券,即无论犯什么罪都免死。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大周,赐宴大臣,慧净也在被邀请之列,婀娜多姿的宫女,轻歌曼舞的尤人,山珍海味的酒宴都没打动慧净的心,他一双贼眼,这会儿正直勾勾地盯住摆在大周皇帝武则天御膳案上的龙虎尊。
第二天清早,武则天发现龙虎尊被盗了,全西安警戒,搜捕盗宝贼人和宝物。三个月未有结果,后发觉大唐国庙主持慧净失踪了,武则天下旨命大理寺卿狄仁杰破案。慧净从宫中盗走龙虎尊和其他金银财宝后,日行千里,夜行八百,连夜从繁华的西安城逃到穷乡僻壤的淮河湾的乡下隐居下来,改名常安,盖起了一座寺院叫常庙,广收小沙弥,自任主持。这里民风淳朴,物华天宝,庙里香火很盛,收益颇丰。俗话说,饥寒生盗心,饱暖生淫心!常安虽年旬半百,白须齐胸,却红光满面,他仗着上有太宗皇帝赐的铁券,下有一帮村霸街痞和一群如狼似虎的恶势力,长年奸淫在拜观音求子的农妇,并霸占她们家的土地和财产,害得许多百姓家破人亡,虽然百姓告到官府,官员们知其根细,谁也不敢太岁头上动土。
有一年,大理寺卿狄仁杰微服私访到这里,私访冤屈百姓,收集常安罪证和证据,上本参奏常安。没想到大周皇帝听信宠僧薛怀义的话,下旨说,查证不明不力,就罢了。
当狄仁杰接到武则天的圣旨时,愣住了,他一生办理过许许多多的大案要案,惟独这桩通天大案子是最棘手的,他知道一定是秃驴薛怀义从中作了手脚,他觉得不杀常安这个恶僧对不起黎民百姓,他将圣旨改为查证又明又力就耙了。当狄仁杰向当地官员解释旨意时说,查证又明白又得力证据确凿就耙了!于是乎把常安这个恶僧活埋在地下,用牲口拉耙耙掉了他的脑袋瓜!处死了常安大快人心。
先前,常安得知狄仁杰微服私访的消息后以防万一,就将龙虎尊等八件酒器埋在润河边,待过了风头再转移走,没想到一下丢了脑袋,这就是龙虎尊在润河边沉睡了三千多年之谜。
若干年以后,常庙变成了一片废墟,狄仁杰常庙耙和尚的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下来,埋龙虎尊的地方却隆起了一座小山丘,山丘前长起了一棵又粗又大的银杏树,古木参天,春天像一把巨大盖河湾的大雨伞,秋天银杏弯了树枝,儿童爬到大树上摘银杏炒吃。商代青铜器之冠龙虎尊
龙虎尊所引发的神秘感,让我们一无所知。目前在中国史学界还没有听说龙虎尊研究成果问世,作为一名阜阳人,我们想了解龙虎尊,不妨从中国殷商历史的青铜铸造业中来寻找一丝线索。
古文献记载:殷商时代的手工业分工,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漆器等门类,各种手工业都已有了显著发展和突出成就,而这其中最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是青铜铸造业。中国的青铜时代最初起源于黄河流域,从公元前21世纪始,至公元前5世纪止,总共经历了15个世纪,时间大体上相当于文献记载之商、夏、周三代以及春秋时代。中国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有三千年历史,殷商时代是中国青铜器的全盛时期,殷墟青铜艺术已臻于高峰。殷商时期的青铜又分不同风格,在其前期是造型轻薄,纹饰简单,极少铭文;后期造型厚重华丽,纹饰以兽面纹、夔龙纹以及各种动物纹、几何纹为主,表现出神权思想。
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品种繁多,其主要类别依照铜器的用途大致可以分为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及车马器;礼器又可以再分作食器、酒器、水器等项,其中食器又有鼎、鬲等;而酒器种类为最多,有觚、爵、斝、尊、卣、壶瓿、方彝;水器则有盘、禁、勺等。各种器型中最重要的是礼器,礼器中数量最多的就是酒器了。此外兵器有戈、矛、钺、矢镞等;工具有刀、斧、锛、凿、针、锥等;另有乐器铙、鼓、钮、铃等。殷商时代早期的青铜礼器仅仅发现有爵和斝两种,而且一般没有花纹。殷商中期的青铜礼器普遍有饕餮纹,或在上下夹以圆圈纹。另外,还有乳钉纹和圆涡纹等。殷商晚期的青铜礼器中酒器仍占绝大多数,最主要的器型是觚和爵。目前,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上至今尚未见有铭文。大约到商代晚期时,青铜器上才开始出现铭文。
阜阳史学家刘奕云说,龙虎尊高仅半米,口径却达45厘米,做如此大而薄的喇叭形口,没有出现冷阻现象,技术要求一定是很严的。尊上的龙头和虎头是预先铸成后,再放进外范上进行第二次浇铸,使其联为一体。同时,为了使尊体壁厚薄如一,减轻重量,凡外壁凸出的花纹,内模都凹进去,这种内模外范里外呼应的技术是不容易掌握的。龙虎尊没有铭文,上面无字,全部是花纹图案,应属商代早中期的青铜器。
在阜阳作为研究甲骨文方面取得可喜成就的韩自强为何没有去研究龙虎尊呢?面对我的疑惑,市博物馆原馆长韩自强解释,龙虎尊出土后,即被运到省博物馆,而阜阳当时还没有博物馆,他本人也没有在文物部门工作。他1961年才调到地区博物馆,来到后他就想研究龙虎尊,但后来因为汝阴候墓出土大量的竹简,他又被抽调到北京呆了十几年研究竹简上甲骨文字,也就没有时间研究龙虎尊了。他根据龙虎尊上仅有花纹图案没有铭文,猜测龙虎尊是殷商时代早中期的青铜器。
中国历史学家胡振宇继承其父(已故中国历史学家胡厚宣)遗志,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殷商史,他与其父合著的《殷商史》中曾有一段记载阜南龙虎铜尊的文字,兹摘抄如下:传湖南安化出土虎卣,又称饕餮食人卣或虎食人卣。整体作猛虎蹲踞状,虎口怒张,前爪攫住一似人而手足只具四只的异物,正欲撕噬此异物的头部,造型猛烈狰狞,纹饰则繁密精丽,布覆全器。虎粗壮的后爪和卷曲的尾部,成为卣器稳健的支点。整器造型有庄严威猛的气势,乃出类拔萃之作品。传世的虎卣有两件,外形基本一致,仅细部花纹有若干不大引人注目的差别。珍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的虎卣高35.7厘米,藏于法国巴黎西弩奇博物馆的一件高35.2厚米。而迄今所知,如此形状迥异的青铜礼器流传于世的亦仅此两器,在殷墟及国内各地的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过如此精美的同类器。关于虎食“人”的题材,也见于殷商的青铜器上,像安徽阜南出土的商代龙虎尊、司母戊大方鼎的鼎耳、妇好钺等,对其含义,尚有不同解释,还有待继续讨论。
从以上这段文字,我们不难发现,他们还未探寻龙虎尊,并没有理出头绪。而更为让人自豪的是,从阜南出土的龙虎尊目前在中国是殷商时代第一件最精美的器物,而且还是最高的(龙虎尊55.5厘米),另两件才30多厘米高。由此,我们可以想像一代伟人毛泽东为什么对龙虎尊给予了这么高的评价。可见龙虎尊在中国出土的青铜器中其地位、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而我查阅有关古文献资料,没有找到龙虎尊方面的记载,仅查阅到关于司母戊大方鼎的资料。“司母戊”原是方鼎铭文,以后就成了它的名称。“司”应为“祠”,同“祀”,是祭祀的意思。“母戊”是商王祖庚或祖甲的母亲,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所铸。因为它的形状像只马槽,俗称马槽鼎。方鼎虽然形大体重,但制作工艺非常精巧。外侧饰有一对浮雕虎纹,两虎成立式,张巨口对称相向,两虎口之间饰一人面。两虎之下乃鼎耳与鼎身咬合部,各饰牛头兽面纹一。一般铸造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应该说,司母戊大方鼎显示出殷商时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而阜南张殿春第一次发现的司母戊大方鼎被大炼钢铁,是一件非常让人伤感的事,如果不被卖掉并熔化,那该是一件多么让人高兴的事。
殷商时代铸造的大批精美的青铜器,乃是古代中国先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阜南龙虎尊的出土,不仅再现了殷商青铜时代的风貌,还展示出殷商匠人于青铜冶炼技术方面所达到的高超水平。毋庸置疑,龙虎尊已成为商代奴隶社会一件实物例证,为研究商代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和铸造艺术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它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今天探讨龙虎尊青铜冶炼及铸造的工艺,寻找远古先人发来的神秘信息,对揭示古代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及了解阜阳历史必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