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阜阳汉简——汝阴候墓之谜

　　阜阳出土竹简震憾中国考古界

　　在一马平川的阜阳市，如果有一座20多米高的大土堆，就相当于一座小山，可以登高望远。在明朝时期阜阳城建造的奎星楼，仅9米多高，就能望见大别山之余脉霍山，称望霍楼。然而，在今天的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处，四十多年前却有一座20多米高的大土堆。可以遥想当年，那该是多么一座壮观的土山呀！

　　四十多年前的这座土山位于原阜阳县城郊公社罗庄生产队。这座土山当地人称双古堆，不知是从哪个朝代出现抑或是人工垒起，这些已成为历史之谜。所有的一切都静静地卧在阜阳广袤的大地上。1957年，阜阳建飞机场取土对它进行了开挖，从20多米高的大土堆变成了仅仅4米高的土堆。1977年，罗庄大队罗庄建砖窑厂把其全部挖平。然而，就是这一次挖土，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大土堆下面却隐藏着一个惊天之谜：地下竟然埋葬着2000多年前的汉代开国功臣汝阴侯之子夏侯灶，这个大土堆就是几千年来踪影难觅的汉初陵墓，同时也是在阜阳流传几千年的一对仙鸟之谜，梦幻般张扬着神秘色彩的大土堆竟是汉初陵墓发祥之地！说起汝阴侯及后裔墓葬之地，几十年前人们只会想到陕西西安，谁也没有想到会葬在阜阳。感谢1977年罗庄大队那次建砖瓦窑厂，从地下挖出了两个灰质陶马头。考古工作者闻讯而至，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随着挖掘的步步进行，一件件文物呈现于世人面前，考古工作者惊呼走进了梦想中的天堂！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竹简和极其丰富的陪葬物品，尽情展示着汉初曾经的富足和风韵。其中仅二十八宿圆盘就是我国考古学上的新发现，是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失传的《甘石星经》。阜阳出土的大批汉简笑傲全国，主要就是靠这批汉简《诗经》，后来称为《阜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经》古本。它展示了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我国文化史上具有最重要、最有价值、可读性最强的惟一一部经书的早期风貌。考古专家寻找当年双古堆“好像就是在这里，当年有个飞机场跑道，挖掘的墓葬在飞机场跑道左侧，附近还有一个大深沟。但这些都没有了，我在北京呆了11年，回来又十多年了，变化这么大，真确定不了是不是这里”。站在阜阳师范学院新建的大楼后面，阜阳博物馆原馆长韩自强指点着眼前近一米高荒草，表情显得有些疑虑。他说，既没有当年的飞机场跑道，也没有罗庄生产队居住的房屋，真不好判断。在这一片空白而开阔的场地没有任何参照物，我实在搞不清楚他指点的具体方位。但我知道，韩自强的目光已经穿透了27年前那次挖掘现场，在寻找当年墓葬之地到底在哪里？2004年10月13日，韩自强陪同我们一行驱车前往双古堆。作为参与当年文物考古发掘者之一的韩自强，已有二十多年没有来过此地。他致力于汝阴侯墓出土的竹简研究，已出版两部书。可以这样说，对于汝阴侯墓研究他是最有发言权。然而，由于时光久远的缘故，他已记不清当年汝阴侯墓确切的地点。在阜阳师范学院西侧一正在施工的工地上，看到了一群正在干活的建筑工人。韩自强说，这里干活的可能是附近村子里的人，问问他们也许知道。我走上前去询问，当年这里一座双古堆在哪里？几个干活的工人指着一个人对我说，你问他就行了，他可是当年亲自挖掘过双古堆。这位叫李会启的工人，今年已62岁。他说，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还找墓干什么。我说，想看一眼当年所在地，同时也想感受一下千年前的气息。他对我说的话有点不太明白，不过，他没再问。用手指着阜阳师范学院这座高校，就是这座高校正前面一二十米处。随后，他带领着我们来到了当年汝阴侯墓葬所在地。指着校门前我们脚下踩的大理石地面说，就是这里了。我有点感觉不可思议，真不敢相信这里就是当年的双古堆汝阴侯墓葬。见我疑惑，李会启说，阜阳师范学院建这座楼时，曾把线划在汝阴侯墓葬上面，村子里人都纷纷议论，说这大楼要把墓建在下面，可是非常不吉利。后来，这消息传到师范学院领导层，再后来就把楼向后退了几十米。对于他讲的教学楼向后退了几十米，韩自强分析认为，学校领导不可能迷信而把划好线的地基向后退。可能是因为汝阴候是座大坑，地基松软，不利于建高楼，所以向后退了，在建筑工程中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李会启对我说，那位戴眼睛的是不是博物馆的人。我点点头。李会启说，二十多年前我见过他，当时他还很年轻，在现场负责文物挖掘。很快，韩自强认出了他，是当年罗庄大队抽四个人帮助清理古墓的人之一。李会启说，当年他才35岁，罗庄生产队抽出四个人帮助挖土舀墓里的水，每天给10个工分。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叙话时，都感觉到双方老了。是的，27年前的汝阴侯古墓挖掘，两个人都很年轻，一个负责文物考古的青年，一个是队里出工分干活的青年。光阴荏苒，日月如棱。转瞬间，两人再回首，已都是60岁的人了。李会启还回忆小时候的双古堆，那时候双古堆没有什么像样树木，仅有不多的杂树，不太高，小时候他们经常与伙伴跑到双古堆顶上玩耍，玩抓敌人捉特务，还玩滑滑梯，从大土堆上直接滑下来，有时衣服划破了回家告诉父母在别处玩碰破的，都不告诉父母是在双古堆玩划破的，因为父母不让小孩子到双古堆玩。可能当时双古堆过于冷寂神秘，同时，那还是一处坟场地。与李会启一同干活，在五里庙居住的谢风良回忆当年双古堆情景时说，当年的双古堆跟现在师范学院的8层楼差不多高，方圆占地大约有十几亩地。小时候在家里一抬头就能看到这双古堆，他们经常跑到双古堆玩耍，当年双古堆周围都是一片光秃秃，没有树木，有一些说不上名的矮小杂草类，双古堆附近全部是白土。大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阜阳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霜将麦子打冻了。双古堆附近居住的村民听信谣言，用双古堆上的白土能够救活小麦，于是大家纷纷到双古堆拉土挑土施到麦地里。直到阜阳建飞机场垫跑道，挖双古堆的土垫，一下子把双古堆挖的还有四五米高。“女阴家丞”来作证今天的双古堆因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早已走进了历史。双古堆的墓中文物早已得到了妥善的抢救性发掘，我们在庆幸27年前那次紧急抢救性发掘中得到的许多宝贵文物同时，心中也或多或少地对当年贡献惊世文物的双古堆产生了怀念。那么，二十世纪七十年前的双古堆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从双古堆汉墓发掘中又如何判断是西汉汝阴侯夏侯婴之子夏侯灶夫妇之墓的呢？今年已80高龄，从市党史办离休多年的王襄天老人，他当年曾作为文物工作者参与汝阴侯墓挖掘，给我提供了一份当年《阜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文化局文件》。文件内容是《关于双古堆西汉墓发掘情况的报告》，从这份报告中大致可以了解到当年双古堆是怎样的情形。双古堆位于阜阳市西南角，紧靠飞机场的西侧。据当地群众反映，它原是两个紧相连的高大土堆，故得名“双古堆”。双古堆原高出地面二十余米，东西长一百米，因1957年修建飞机场时从上面取土垫跑道，所以现仅有四米多高。据《正德颍州志》记载：“城西南五里有双冢湖。”经调查双古堆周围确是洼地。近年来，罗庄大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已平整土岗和大小土堆七十多个。1977年春，罗庄大队又在双古堆建立了砖窑厂，计划把双古堆挖平。窑厂在取土做砖坯时发现有出土的古代陶马头，经派人鉴定和对双古堆钻探调查研究，确认双古堆是年代较早的夯筑土坑古墓，并立即向地革委和省文化局、省文物队作了汇报。随后，又和阜阳县、社、大队初步商定结合罗庄大队平整土地对该墓进行发掘。4月12日地区展览馆将上述意见书面报省文化局。后经省文物队派人进一步钻探，认为墓确有挖掘价值。因当时正值抗旱紧张，所以推迟到7月1日才动工。上面一段是我从当年的内部文件中了解到的。由此我们可知当年双古堆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了。当年亲自参与墓葬发掘和文物整理工作的韩自强和王襄天两位老人回忆：1977年7月1日至8月8日发掘了双古堆西汉墓两座。经过对古墓的发掘，发现这是一座夫妇合葬墓。双古堆两座汉墓的漆器和铜器上有“女阴侯”铭文，西墓中又出土了“女阴家丞”封泥，漆器铭文有“元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等年数，这些都为判定墓主人及其年代提供了确切的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女阴，故胡国”。属汝南郡，故城即今阜阳。女阴侯是汉高帝刘邦对其功臣夏侯婴的封号。夏侯婴与刘邦同为江苏省沛县人，参加了刘邦的起义军后，多次立功。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被封为汝阴侯，在朝中任太仆，一直到吕后当政。吕后死后，他以太仆的身份参与了废少帝立代王为文帝的斗争，死于汉文帝八年。夏侯婴的儿子夏侯灶，汉文帝九年嗣位，死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夏侯婴孙子夏侯赐，于汉文帝十六年嗣位，死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在位三十一年。夏侯婴的曾孙夏侯颇，于汉武帝元光二年嗣位，于汉武帝元鼎二年畏罪自杀，在位十九年。汉武帝除去了汝阴侯的封号，食邑也被取消了。汝阴侯共四代，凡历时八十六年。汉宣帝元康四年，虽曾诏令夏侯婴的玄孙之子长安大夫信复其家，但再没有恢复汝阴侯的称号了。墓葬中出土的漆器铭文上的年代，最长的是“十一年”。汉初纪年除了文帝有前元十六年的纪年外，其余纪年都没有超过八年的。因此漆器上的铭文“十一年”应是文帝前元十一年的纪年。夏侯婴既死于文帝八年，在他的随葬器物上就不可能出现“十一年”。而且文献记载夏侯婴死后葬于“东都门外”，没有记载在汝阴安葬。汝阴侯第三代、第四代都死于汉武帝时期。根据考古断代资料分析，双古堆墓的葬式没有武帝时的特点，随葬器物也没有武帝时器物的特征。特别第四代是“自杀国除”，更不可能有如此厚葬。所以，韩自强和王襄天他们推断双古堆东墓主人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西墓建在生土层，东墓是打破西墓的封土后建造的，由此判断西墓的时间应略早于东墓，西墓的死者应是夏侯灶的妻子。夏侯灶死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从以上判断分析，双古堆墓葬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多年了。双古堆到底是汝阴侯夏侯婴之墓还是其子夏侯灶夫妇之墓？已经成为西汉历史研究的热点问题。现在所做的论述都还是根据“十一年”这有限史料的推理，逻辑上虽然可以择善而从，事实上却还无从进一步查证。谜底能否进一步得到论证，要看能不能找到直接的考古学证明。墓中出土文物知多少像所有的古墓葬一样，汝阴侯墓隐藏着太多的秘密。那远去的汝阴侯已被岁月侵蚀，无奈地接受了被淡忘的事实。站在师范学院新教学楼前，我感慨万千。两千多年的日月，两千多年的风雨轮回，两千多年前和现在，虽然日月依然，星河不变，但世事全非，两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昔日风光无限的开国元勋汝阴侯夏侯婴已走进了历史。可以这么说，1977年是阜阳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时隔27年后，今天的许多阜阳人对当年那次历史性的文物发掘知之甚少，更不知道到底出土了多少文物？甚至于当年发现双古堆的起因也不甚了之。汉墓自古以来就有个特征，高大封土。就是汉朝时期喜欢把墓垒得又高又大，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汉墓是盗窃最严重的。可以想像，阜阳的双古堆也不会例外。但即使这样，仍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而且是阜阳历史上出土文物最多的一次。作为当年亲自参加出工挖土的罗庄村民李会启回忆，1977年4月初，阜阳县城郊公社罗庄生产大队对双古堆进行平整土地，在双古堆处挖出了两个灰陶瓷马头。当时村人都议论说是金马，也有人说是神马。更多的人说，四人帮粉碎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国家太平了，神马出来引路报信，神秘的双古堆要出土宝物了。而作为当年参与文物发掘的王襄天老人回忆：1977年春节刚过，两位阜阳县城郊公社罗庄生产队的农民，到地区展览馆(今阜阳博物馆)送出土文物。送的是两个陶马头，在双古堆挖出来的。这两个马头是泥质灰陶，高12厘米，口张开着，鼻孔涂朱，耳有孔，颅内空，两眼圆睁似有神。根据罗庄这两位农民的介绍，展览馆的韩自强便带着洛阳铲前去调查探测。他到双古堆处用探铲探试，在两个探洞下面发现了木炭。据此，认定双古堆是一座积炭古墓。古墓已被破坏，想保护已不可能，抢救性发掘便被提上议事日程。4月12日，展览馆给省文化局写了发掘报告，报告批准后，即成立了“双古堆发掘领导小组”。因双古堆位于阜阳县，在阜阳县文物局工作的王襄天则被抽调参加了墓葬发掘和文物整理工作。1977年7月1日开始正式发掘，双古堆封土全是夯筑的，十分坚硬，挖掘起来较费力。加之连阴多雨，直到7月26日才把约3万立方米的封土清理完毕。在清理北侧的封土时，发现两条斜式带状松土往下延伸，直至棺椁口缘。果然不出考古工作者所料，是一个盗洞，说明古墓已在早期被盗。清除封土后，出现了东、西两个墓口，两墓墓口相距17.7米，墓口北壁同在一条平行线上，墓道均向南。抗日战争时期，在古堆南坡曾建过地堡，墓道已被破坏，没有彻底清理。经过对古墓的发掘，发现这是一座夫妇合葬墓。西墓建在生土层，东墓建在夯土层，西墓早于东墓。按阜阳当地的风俗，合葬墓在三年以后，都是堆成一个坟堆，只有一个顶。而这两座墓相距17米多，原因可能是先后夯筑的，所以才会有两个坟头，这就揭开了一墓双顶的谜底。罗庄村民得知这是一座夫妇合葬墓，讲述了流传在当地的一个传说故事。很早以前，每天太阳出来时，有一对仙鸟从古堆上飞出来。它们到古堆南边湖里戏水，在水面上飞翔追逐，到日落时又飞回来。这一双鸟和普通鸟不一样，人们都叫它仙鸟，可能是这对夫妻变化的。以后人烟稠密，就没再出来。虽然传说有点神异色彩，但却为我们解开了古文献记载的鸾翔乡古名的由来。据清代《阜阳县志》记载，“双冢，县西三里，古名鸾翔乡，二冢东西并峙，望之郁然，其详莫考”。“鸾”是凤凰之类的神鸟，赤色五彩，鸡形，鸣中五音。成语“鸾凤和鸣”，是夫妻和美之意。“翔”是飞翔，“乡”是乡村或基层政权的名称，双古堆一带古名鸾翔乡可能是根据这一民间传说而来。明《正德颍州志》记载：城西南五里有双冢湖。筑双古堆用大量的土，挖土建冢而成湖，叫双冢湖，是很自然的。古文献上的“双冢”、“鸾翔”、“双冢湖”等名称，都因这两套棺椁的发现与美丽的传说而吻合，从而与古文献上的记载对上了号。那么，汝阴侯墓出土了多少文物呢？我们从当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物局三个单位关于双古堆发掘简报中，来了解一下当年出土文物的数量及相关情形。这两座墓葬内死者的尸骨都无残留，内含有漆皮和碎陶片，由于早期被盗，随葬器物全被扰乱，有的器物因棺椁塌毁砸压破碎，完整的已不多。残存的器物都放置在头箱和边箱内，棺床上除了铜镜、带钩外，别无他物。在东墓头箱西南角单扇门内横放着一把漆鞘铁剑，剑刃虽锈，但还锋利。剑的北边放置银扣长方漆奁、耳杯、长元盘、唾器、小陶罐等。洗去漆盘上的污泥，看到底部刻的铭文，考古工作者兴奋异常。铭文是：“女阴侯布平盘，径尺三寸，七年吏讳工速造”。这件平盘的发现，是墓主人自报家门。从而让考古工作者知道了这座墓是汝阴侯家族墓。在靠近南椁壁陈放着大小银扣漆盘、银扣三足漆卮、漆匜、杯、壶、桃形银镶片、铜镜、弓弭、漆勺、弦枘、陶编钟、陶编磬、铜弩机、铜斗(勺)、银削柄、不知名漆器、半两钱、骨、牙雕碎件以及木俑、木兽座、马饰件等。东边箱和头箱的头部有许多彩绘漆片，是木笥残片。许多器物原放在木笥内，因木笥破坏而散乱。放置的物品有铁剑、二十八宿圆盘、六壬栻盘、栻盘架、铁锤、石磨、太乙九宫占盘、漆布奁、木弓、铜镞、铁杆箭、铜生肖印、铜带钩、金泡钉、错金银铜轴头、铜环、竹简。东边箱东北角有铁甲胄，卷放在一个木笥内(只有木笥残片)。西边箱陈放有鎏金铜弦枘、木杆、铜行灯、子弹形铜器、金箔盾饰、铜戈、铅网坠、漆脯奁等等。棺床框架上塌下的木炭内有一鎏金铜牌，西北角椁盖板上有一件铜矛，北边箱还放有铅弹丸等。东墓出土文物最多，共有206件文物。西墓内放着一件髹漆彩绘鸠形木质仪仗。棺床前陈放有铜镜、漆盘、耳杯、盂、卮、奁、陶盒等。东边箱放置有陶马头、鼎、盒、壶等陶器，均已残破。西边箱有陶盒、银鐏和三块“女阴家丞”封泥。还有残破的竹篾编织物，似竹笥，笥内装有葫芦子、麻子、鹿角、猪趾骨等，在棺床东北角棺盖板下还有两面小铜镜，此次西墓出土文物共有64件文物。此次发掘汝阴侯墓共两座，共累计文物272件。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2000多年，年代太久远，当我们再次凝视这段历史的时候，已无法准确描绘当时的真实情景，只能从古文献中去寻寻觅觅。

　　夏侯婴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记载：夏侯，复姓。汉代有夏侯婴。短短的几个字，却让我们记住了历史上的名将夏侯婴确实光彩夺目。《阜阳地区志》记载：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高祖刘邦封其开国功臣夏侯婴为汝阴侯，食邑6900户。这是在阜阳历代志书中有文字记载的首任汝阴侯。由此我们知道了夏侯婴乃西汉开国功臣，然而，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夏侯婴还曾赴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著名的鸿门宴，那是他陪刘邦前往项羽摆的鸿门宴会。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第七》记载：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刘邦)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谢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上面此一段，一方面使我们了解了当年夏侯婴与刘邦出生入死的场面，同时，也让我们为当年那次鸿门宴捏了一把汗。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当年项羽信其谋士亚父范增，刘邦焉能活着脱离虎口，而作为刘邦的一员战将恐怕也难逃此劫。那么，历史不仅会重新改写，今天的阜阳双古堆也不会埋葬着汝阴侯后裔之墓，我们阜阳更无从发掘这么多惊世文物。其实，在西汉历史中不止一处记载夏侯婴活动的身影，还有更多。西汉历史上著名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其实夏侯婴也去了。林汉达编著的《西汉故事》一书记载：萧何追上韩信说：“韩将军，咱们总算一见如故，够得上朋友。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这么走了？”韩信向他行个礼，掉下了眼泪：“我这一辈子忘不了丞相的情义，可是汉王……。”他又停住不说了。这时候，滕公夏侯婴也赶到了。两个人要把韩信拉回去，他们说：“要是大王再不听我们的劝告，那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走，好不好？”韩信只好跟着他们回来。在《西汉故事》中夏侯婴在围攻项羽的四面楚歌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书中这样记载：“公元前203年12月，汉王见韩信、彭越、英布等各路兵马先后都到了，就准备跟项羽决战。他请齐王韩信统领各路兵马，指定萧何、陈平、夏侯婴运输粮草，源源不断地供应大军……。夏侯婴还曾参与著名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一历史性战略。《西汉故事》载：韩信就跟汉王(刘邦)、萧何先商议和，然后把东征的计划告诉了夏侯婴、曹参、周勃、樊哙等这几个人，嘱咐他们保密，分头干去。公元前206年八月，汉王和韩信主力率领大军静悄悄地离开南郑，同时吩咐樊哙、周勃他们带领一万人马去修栈道……。夏侯婴与刘邦是老乡，早年刘邦在秦王朝做沛县的乡村小吏(泗水亭长)时，就与夏侯婴成为好朋友。197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邦》载：“刘邦为人豁达大度，胸怀开朗，做事很有气魄，很多人都和他合得来。沛县的萧何、曹参、夏侯婴、周勃、王陵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刘邦在历史上是“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的君王。同样，夏侯婴也是起于微末的一介布衣。《刘邦》载：“刘邦手下的重要文臣武将，大都是法家和有真才实学的人物。刘邦用人是只要有才能就量才录用，论功行赏。如萧何、曹参，原来都是沛县的小吏，萧何以功任丞相、封酂侯，曹参任齐相国，封平阳侯。陈平出身贫贱，以护军中尉随着刘邦南征北战，封曲逆侯。樊哙是杀狗谋生的，屡建奇功，封舞阳侯。夏侯婴是马车夫(沛厩司御)，官至太仆。灌婴是布贩(睢阳贩缯者也)，官至御史大夫……。中国历史学家林剑鸣所著的《秦汉史》也专门记载了西汉最高统治集团人员出身情况，同时，他还对西汉历史上十八名重要功臣，进行了一番详细的研究。这些被封为功臣的开国元勋，则全部来自关东。《秦汉史》记载：“周勃在参加起义军‘以屠狗为事’(《汉书�煼�郦滕灌傅靳周传》)，灌婴曾以贩缯为生。此外，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是一般百姓。这些原来当过小官吏、小手工业者，或中小地主及出自社会下层的平民，在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最高统治集团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汉初的这种“布衣将相之局”(赵翼《甘二史札记》卷2)是和秦统治集团的不同处之一。而《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专门列出十八侯之原籍、出身。在此略简介一二：“姓名，郦商，官爵，曲周景侯，原籍，高阳，出身或原职业，家贫落魄；姓名，夏侯婴，官爵，汝阴侯，原籍，沛，出身或原职业，沛厩司御；姓名，灌婴，官爵，颍阴侯，原籍，睢阳，出身或原职业，曾以贩缯为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出身低微的将相是西汉政权创立时的重要人物，颇具有代表性，在历史上其影响是深远的。因此，对我们认识历史上的汉初布衣将相的统治集团成分是有意义的。我们从这几本历史书籍上大致可以了解到汝阴侯夏侯婴在历史上活动的场面，这些翔实可信的资料为我们走近并寻找汝阴侯夏侯婴提供了帮助。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还列出了颍阴侯灌婴，相信许多喜爱历史而对西汉历史地理不太熟悉的人们感到诧异，颍阴又是哪呢？是不是历史上的阜阳呢？颍阴侯灌婴来过阜阳没有，这些我也曾有过疑惑。那么，历史上的颍阴与汝阴到底有哪些区别呢？历史上的颍阴侯灌婴又立下了哪些汗马功劳？他们的后汉又为何被除去爵位，由盛而衰的呢？透过阜阳双古堆考古这一历史时空，我在苦苦寻求着……汝阴侯与颍阴侯的后裔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当时为笼络一些有实力的将领，共同击灭项羽，曾分封了七个异性王。在刘邦称帝以后，正式定封爵，序二等，大者王，小者侯，其中封功臣侯者百余人。在后来的事实中，刘邦分封的这这七个异性王中，有六个因叛乱被消灭。对消灭异性诸侯王的过程中，刘邦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屏藩皇室，也无离心背德之虞。所以，他曾杀白马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作为劳苦功高的开国功臣汝阴侯夏侯婴、颍阴侯灌婴他们两人又是谁的官职大呢？他们的后裔继袭侯位，又为何由盛而衰，并被除去爵位的呢？颍阴侯灌婴又是何许人？他的战绩又有哪些？汝阴侯与颍阴侯他们两人又是谁的官职大？这些历史之谜曾经有一段时间困扰着我。首先让我们从阜阳的志书中了解一些情况。由黄山书社出版的《阜阳通史》记载：夏侯婴，原为沛县掌管养马驾车的小吏。后来夏侯婴从刘邦起兵，转战各地，功绩颇多。特别是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在彭城(今江苏徐州)被项羽击败后，乘车拼命逃跑，为了让车跑得快，刘邦几次将自己的儿女推下车去，是夏侯婴舍命将孩子救起，其对刘氏父子有恩德。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十二月，刘邦封夏侯婴为汝阴侯，食邑六千九百户，侯第八。在西汉初年城市人口锐减，封侯者食邑“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的情况下，汝阴侯夏侯婴的食邑是不少的。文帝九年(公元前171年)，夏侯婴去世，他的儿子夏侯灶承袭侯位。灶死后，夫妇合葬封地。位于今阜阳城西南的双古堆。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灶子赐袭位，是为第三代汝阴侯。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赐子颇袭位，是为第四代汝阴侯。夏侯颇娶了景帝之女平阳公主为妻，享国19年。到了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夏侯颇因罪自杀，汉武帝随即取消了汝阴侯的封号。汝阴侯共传四代，历经86年，是一个显赫的家族。那么，历史上的汝阴侯夏侯婴、颍阴侯灌婴他们的后裔到底是怎样被除去侯位的呢？让我们从司马迁所记载的《史记》中来探寻一番，这部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最权威的史料中能够解开谜底。《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记载：汝阴侯夏侯婴自上初起沛，常为太仆，竟高祖崩。以太仆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婴之脱孝惠、鲁元于下邑之间也，乃赐婴县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异之。孝惠帝崩，以太仆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来，婴以太仆与东牟侯入清宫，废少帝，以天子法驾迎代王代邸，与大臣共立为孝文皇帝，复为太仆。八岁，卒，谥为文侯。子夷侯灶立，七年卒。子共侯赐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颇尚平公主。立十九岁，元鼎二年，坐与父御婢奸罪，自杀，国除。《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记载：汉王立为皇帝，赐益婴(灌婴)邑三千户。其秋，以车骑将军从击破燕王臧荼。明年，从至陈，取楚王信。还，部符，世世勿绝，食颍阴二千五百户，号曰颍阴侯……黥布反，以车骑将军先出，攻布别将于相，破之，斩亚将楼烦将三人。又进击破布上柱国军及大司马军。又进破布别将肥诛。婴身生得左司马一人，所将卒斩其小将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户。布已破，高帝归，定令婴食颍阴五千户，除前所食邑。凡从得二千石二人，别破军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国一，郡二，县五十二，得将军二人，柱国、相国各一人，二千石十人。灌婴自破布归，高帝崩，婴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吕太后。太后崩，吕禄等以赵王自置为将军，军长安，为乱。齐哀王闻之，举兵西，且入诛不当为王者。上将军吕禄(等)闻之，乃遣婴为大将，将军往击之。婴行至荥阳，乃与绛侯等谋，因屯兵荥阳，风齐王以诛吕氏事，齐兵止不前。绛侯等既诛诸吕，齐王罢兵归，婴亦罢兵自荥阳归，与绛侯、陈平共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于是益封婴三千户，赐黄金千斤，拜为太尉。三岁，绛侯勃免相就国，婴为丞相，罢太尉官。是岁，匈奴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婴将骑八万五千往击匈奴，匈奴去。济北王反，诏乃罢婴之兵。后岁馀，婴以丞相卒，谥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疆代侯。十三年，疆有罪，绝。二岁，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婴孙贤为临汝侯，续灌氏后。八岁，坐行赇有罪，国除。《史记》的记载不仅让我们知道了汝阴侯、颍阴侯后裔是怎样被除去爵位的，还知道了颍阴侯灌婴的戎马一生，其在历史上也和汝阴侯一样是一员骁勇善战的将领。相信许多人都对四面楚歌这段历史了如指掌，这是西楚霸王项羽最后的一场死亡之战。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项羽是被灌婴所率部队紧紧追杀，迫不得已而自杀的。中国历史学家林剑鸣所著的《秦汉史》记载：夜半，项羽率八百骑突围仓皇南逃，汉骑将灌婴率五千骑紧追。项羽渡淮至阴陵，因迷路而身陷大泽，后逃至乌江(安徽和县东北)被汉军追兵围困，终至自杀身亡。汝阴侯排位第几那么，汝阴侯与颍阴侯的官职又如何排位呢？

　　《辞海》记载：灌婴(？——公元前176年)，汉初大臣。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人。初以贩卖丝绸为业。秦末农民战争中从刘邦，转战各地。后从韩信击破齐军，并攻杀项羽。刘邦称帝，任车骑将军，封颍阴侯。后与陈平、周勃共同平定吕氏的叛乱，迎立文帝，任太尉，不久为丞相。而《阜阳通史》记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即帝位，建西汉王朝。为了稳定众心，巩固统治，刘邦将100余名有功之臣分封为侯。分封在今阜阳境内的亦有数人，其中吕清被封为新阳侯(今界首光武镇)食邑千户，在汉初封侯的百余人中侯第八十一；尹恢被封为故城侯(今涡阳西北)食邑二千户，侯第二十六，后来尹恢被迁为右丞相，这是后话。夏侯婴被封为汝阴侯(今阜阳城)食邑六千九百户，侯第八。由此我们可知，汝阴侯夏侯婴食邑六千九百户，侯第八。颍阴侯灌婴食颍阴二千五百户，号曰颍阴侯。至于颍阴侯又在侯位中排名第几呢？因我没有了解到和查到历史中关于颍阴侯在百余名中排位的记载，就不得而知。但从西汉刚建立政权时，汝阴侯在百余名中的侯位排至第八，可想而知，其地位是非常高的。夏侯婴若不是其死得太早，说不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也坐定了。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大量摘要史料，着重使我们了解还原当年真实的历史。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位开国将领都是追随刘邦一生，出生入死，虽然他们出身低微，既没有三国关羽、张飞那般武艺，也没有诸葛亮那般智慧，可是他们却有一颗忠诚的心，不怕死亡这种精神，忠心耿耿地誓死为刘邦奔波卖命。正因为他们抱着宁愿甘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信念，浴血奋战十六年，帮助刘邦结束了群雄割剧、四分五裂的混战局面，重建巩固了一度中断了的由秦始皇首创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因为有一群和他两人同样信念的将领，一介布衣刘邦才得以取得了天下。同样，有奋斗就有幸福，这是千古不破的真理。在分封功臣方面，他们理所当然地享受到了应有的侯爵之地位。可以设想，历史上又有多少人能够像夏侯婴、灌婴从一介布衣中走出来呢？享受着自己当年所共同打下的江山，晚年的他们作为最高统治集团将领各自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这里可以不妨赞扬一下刘邦，他没有像后来的赵匡胤那样“杯酒释兵权”，而是让他们继续为国出力。这是刘邦的高明之处，也为他的子孙建立了409年的基业(西汉东汉)。如果刘邦也来个逐个杀之，也就没有后来灌婴帮助其子孙重新从吕氏手中夺回江山，也不会有灌婴官至丞相这段历史了。无论是夏侯婴的后裔，还是灌婴的后裔，他们两人的子孙都有相同之处。都是在先祖的荫庇下，继承侯位，享受荣华富贵，可是其子孙却没有体会到他们祖辈一生是如何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出生入死而荣获的侯爵之位，因而他们没能体会到其祖辈的艰辛，以至犯罪被除去侯爵之位。颍阴是不是阜阳我们了解了颍阴侯灌婴的地位与功绩后，那么，让我们回过头来再寻找当年的颍阴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历史上的阜阳呢？

　　喜欢研究阜阳地理历史的孙报竹说，颍阴不是阜阳，颍阴即今天的许昌市东北拐处，在许昌县西南还有颍阳县。对于汝阴侯夏侯婴、颍阴侯灌婴是否来过阜阳，他不清楚。研究了解历史中的地理地名问题，如果手中没有《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部工具书，那就等于瞎子点灯——白费蜡。我费尽周折才打听到市地志办有一部，从地志办借来了这套权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从《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兖州、豫州、青州、徐州刺史部》分册地图表中看到，颍阴位于潩水处，其下游与颍水交流，颍阴即今天的许昌市，顺着东南方向即下游是颍水，途经河南省周口市、项城、沈丘至阜阳的界首、太和，直至阜阳市。颍阴属颍川郡，颍阴相当于今天的县级人民政府，颍川郡属市级人民政府。颍川郡在历史上所辖三条河流，潩水、颍水、汝水。在颍阴的西面还有一处颍阳，即今天的许昌市西南位置。在今天的阜阳市位置，西汉地图中显示为女阴都尉。明明古代称汝阴，为何说是女阴呢？而地图中为何还要标注都尉两个字呢？在市地志办工作，一生研究秦汉历史的张少安说，女阴即汝阴，是古代人所用的通假字。“都尉”指驻扎有部队，汝阴与颍阴一样，都相当于今天的县级人民政府，但汝阴侯又比颍阴侯享受高一级的待遇。因为加有“都尉”这两个字。汝阴即今天的阜阳市，历史上属于汝南郡，所辖汝水、颍水，而在今天则增加了洪河、汾河、泉河、润河等河流。在女阴的上流还有一处女阳，即今天的周口市西南方位。在历史上为何许多封地都定名为阴或阳呢？对此，一生研究古代文学、今年80岁的阜阳师范学院离休副教授罗文博说，凡是在历史上称为阴的封地全部位于河流的南部，称阳的封地全部位于河流的北部。罗老说，这种区分法在历史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我们知道了颍阴与汝阴的区别，颍阴侯灌婴的一生功绩以及他们两人的后裔如何被除去侯爵之位的。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我没有问到相关知情人，那就是汝阴侯夏侯婴、颍阴侯灌婴来过阜阳没有？但因为史料中没有记载，以至许多研究阜阳历史的老人也不清楚。然而，我却认为他们两人都来过阜阳，但不是封侯来的，而是在楚汉战争中来过。我们从其楚汉战争史中不难发现，当年的汝阴以前是项羽大后方粮食补助输出地，后来刘邦出川并使之成为楚汉相争的主战场，作为刘邦手下的两员大将夏侯婴、灌婴，他们两人又焉能不在汝阴留下其作战足迹。2000多年的历史，风云变幻，沧桑更迭。感慨楚汉相争的往事，心弦越来越沉重。“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这凄迷的诗句忽然跃上心头。拂去岁月的尘埃，我意犹未尽，感觉在遥远的时空里正散发出迷人的光辉，那战场上刀光剑影的格斗及士兵拼杀的呐喊，吸引着我们去感悟那200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双古堆在历经2000多年的时光后，除了沉积出惊世的汉简及天文仪器外，还给世人留下了许多神秘的东西。具有历史性价值的文物达270件，而其中的汉简和三件天文仪器尤为珍贵，也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遐想空间。今天，尽管缔造这些文物的古人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但我们仍然可以穿越历史，寻找古人留下的历史遗存，去领略古人遗留的占卜、天文和文化风情的魅力。阜阳汉简北上1977年从双古堆出土的大量汉简，因早年墓被盗塌陷，汉简、漆、泥土混合在漆器里，不仅散乱扭曲，变黑弯曲，而且全部黏连在一起，成为类似刨花板样的朽木块，已分辨不出是什么东西。这些扭曲不被人注意的汉简当时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同时混在泥土中的三件罕见的天文仪器又是如何命名的呢？阜阳博物馆原馆长韩自强为把这批汉简剥开在北京一呆就是整整十年，韩自强在北京与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又是如何把这些黏结在一起的汉简剥开并把文字整理出来的呢？如今已过去了27年，作为现在研究双古堆出土文物的考古专家韩自强，他在这27年里整理出多少篇有价值的阜阳汉简呢？当年参与文物考古发掘的王襄天老人回忆，1977年7月1日开始发掘至8月8日结束，历时38天，汉简是在第36天才被发现的。就在考古发掘进行到最后两天时，8月6日，安徽省考古专家殷涤非同志来到汝阴侯墓挖掘现场。他在观看挖掘出来的文物时，发现了许多粘结在一起的漆片，好奇的他就拿起一块木笥(漆的竹片)，用刷子刷几下，没想到，木笥被刷子刷过后，出现了一行行小字。殷涤非仔细辩认，发现是一行带“疒”字偏旁的字。在一旁的王襄天激动地大喊起来，竹简！竹简！发现了漆片上有字，随后，考古文物工作者迅速把散落在墓地旁的全部漆片收集起来，带回到了阜阳地区博物馆。与此同时，在这批残破的漆器中，其中还有三件比较罕见的珍贵文物。一个是刻有二十八宿星名的圆盘，圆盘是木胎髹漆的，分上下两盘，大小如同盛菜的瓷盘。另两个是方形漆盘，都是上下两层，犹如方形带盖的石砚，揭开看，上面也都刻着星宿和图象。当时王襄天和韩自强他们认为是天文仪方面的东西。初步给那个带有二十八宿星名的圆盘定名“二十八宿圆盘”。对另外两件因不懂其用途就没有命名。阜阳汉简及三件天文仪器的出土，不仅引起了当地文物工作者的惊喜与关注，还引起了省、国家考古专家的关注。因为汉简已严重变形扭曲、腐朽粘结，而更为让人担忧的是三件天文仪是漆器，它一离开水就要干瘪变形。如何识别、保管已成了当时阜阳地区博物馆的头疼问题。为此，省博物馆要求迅速带到省里进行保护和研究。1977年9月23日，王襄天和韩自强把这些文物全部用棉花层层包住，里面再撒上大量的水，从阜阳乘飞机带到合肥。然而，送到省文物工作队，省考古专家吃惊地发现，在安徽省还没有见过这些东西，根本搞不懂如何保护，曾想做“扒皮”处理，但担心会把仪器上的字搞掉了。针对这种情况，省考古专家给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打电话请求支援。北京方面的考古专家因没有见到实物，不知道汉简变形到什么程度以及什么天文仪器，也就无从谈文物如何保护的问题，只告诉他们带往北京进行研究和保护。9月30日，王襄天和韩自强两人再次带着这批珍贵文物乘飞机前往北京。到达后，被指令送到“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一生研究漆器的保护专家胡继高接待了他们两人，从湿布包里打开这些文物，连胡继高也惊讶有如此多的汉简，看到天文仪，胡继高认为可以完整地保护下来，但汉简破损严重，已薄如纸张，互相叠压镶嵌、粘结变形，给剥离揭取工作带来难以想像的困难。经过判断胡继高认为须泡在药水里剥离开，并要求王襄天和韩自强两人留下来当助手。后来的事实证明，胡继高用药水泡并剥离是十分正确的。罕见的天文仪器刚到北京那几天，王襄天和韩自强两人为了弄清带来的这三件天文仪用途和姓名，他们两人又去考古研究所找夏鼐所长。当时夏所长正忙着去伊朗讲学的准备，没有见到。便找科技史专家王天木、自然博物馆专家薄树人、席泽宗，因这几位专家要一起参加美国天文学家座谈会，一时不能在一起研究。后又去请教古文字学家唐兰和天文学家顾铁符、考古学家张政琅、严敦杰等专家。他们对这三件天文仪器，都赞叹不已。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听说阜阳的汉简和天文仪器带来了，便抽空看了文物，又和古天文学史专家薄树人、席泽宗、张政琅、严敦杰等专家对这三件天文仪定了名。对带有二十八宿的那个圆盘，同意王襄天和韩自强他们定的“二十八宿圆盘”。对那个有圆形天盘和方形地盘并刻有冬至、夏至等天文用语的一件，取名“太乙九宫占盘”；对刻有北斗星图象的天盘和刻有二十八宿地盘的一件，定名为“六壬栻盘”。困扰阜阳考古专家的这三件天文仪终于初步知道了是什么仪器之名，但因资料失传，其使用方法和作用还不得而知，有待进一步研究。那么，时隔27年后的今天，这三件天文仪器初步研究应该有些眉目了，它对于对于我们了解古人又有什么意义呢？而这三件天文仪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韩自强说，当时在双古堆墓中出土的二十八宿圆盘、六壬栻盘、太乙九宫占盘，这三件罕见的栻盘形制用途各异，为我国考古工作中的首次发现。在中国古代，天文与占卜是分不开的，“栻”既是测天文以定时日的工具，又是占卜用具。古代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占卜，而占卜与天文是分不开的。《史记·龟策列传》中，春秋时宋元公召博士卫平圆梦，卫平就曾扶着栻盘定日月星辰的方位为之部析。王莽最信占卜，当农民起义军打进长安城火焚宫殿时，他还叫天文郎把栻盘放在他面前，按当天的时辰星象方位，顺着栻盘上北斗星的斗柄指向而坐度祈祷(见《汉书·王莽传》)。王莽时的“六壬栻盘”，1972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了一件，其形制和汝阴侯墓“六壬栻盘”大同小异。现在国内外所藏出土或传世的另外几件栻盘是东汉和隋代的，它们没有这次汝阴侯墓出土的六壬栻盘年代早，而且只有六壬栻盘一种。那么，这三件栻盘是不是古代人测天而用或别的用途呢？韩自强因这27年一直致力于阜阳汉简的研究，故没有对这三件天文仪器作更深的研究。让我们从1978年第八期《文物》上的《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中寻找这三件罕见的天文仪器风貌。二十八宿圆盘，为上、下两盘，皆呈圆形。上盘直径23.6cm，边厚0.4cm，下盘直径25.6cm，边厚0.5cm，两盘中心有圆孔相通。上盘面刻6颗圆点，与盘心圆孔正好连成北斗星座图象。过圆心划有一轻痕十字线，边缘排一周小圆孔，孔如谷米大，不透穿，因边缘稍破，小圆孔总数经推算为365个。下盘刻二十八宿星名和各宿距度。二十八宿圆盘是我国考古学上的新发现，特别是下盘所刻的二十八宿名称和各宿距度，根据唐《开元占经》所辑，是战国时代《甘石星经》中的名称和数据。《甘石星经》已经失传，但是它的数据保留在二十八宿圆盘上，这是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史的宝贵实物资料。六壬栻盘，分天盘、地盘。天盘在上，为圆形，直径9.5cm，厚0.15cm；地盘在下，成正方形，边长13.5cm，厚1.3cm。天盘中间刻北斗七星星座，边缘刻十二月次和二十八宿。地盘中间放天盘处稍突起，地盘边至天盘间刻二道方框线，框内有3层文字：外层是二十八宿，每边7宿；中层是十二地支(子、丑、寅、卯等)，每边3个；内层是天干(甲、乙、丙、丁等)，每边2个，并把戊、己刻在四角。在内层的四角分别刻有“天豦己”、“士斗戊”、“人日己”、“鬼月戊”。这个盘保存完整，字迹清晰，既有占天之用，又有其医学上的实用价值。太乙九宫占盘，分上、下两盘，上面的上圆盘放在下面方盘的凹槽里。小圆盘直径8.3cm，厚0.3cm，方盘边长14.2cm，两盘中心有圆孔可以通连。太乙九宫占盘的正面，是按八卦位置和五行属性(金木水火土)排列的。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篇首图完全一致。小圆盘上刻划的九宫数字排列则与后世的“洛书图”完全符合。而“君、相、百姓”等又都是《灵枢经·九宫八风篇》中的内容。《灵枢经》是《黄帝内经》(中医学书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重要医学文献，成书年代约在战国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天气的变化与人体的关系，以占风候，治疾病。这个盘的刻划实为《灵枢经·九宫八风篇》的图解，其用途与天文、医学有关密切的联系。过去曾有人怀疑《灵枢经》是唐人的伪托之作。太乙九宫占盘的出土，证明了这种说法不正确，为《灵枢经》成书于秦汉之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韩自强的10年时光可以说，提阜阳的汉简，就离不开韩自强。今年68岁的韩自强，从事文物考古生涯已达42年。回忆当年阜阳汉简进京并在北京呆的10年，韩自强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1977年10月25日，王襄天和韩自强两人从北京坐火车回到阜阳。组织安排王襄天回到阜阳县文化局，并负责筹备四九起义革命文物陈列馆。韩自强则被借调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参加阜阳汉简和整理和研究工作，谁知，这一去就是整整10年时光。韩自强在北京整理汉简，每天都是一个人自己做饭洗衣。提起在北京呆的10年，韩自强仅用一个“苦”字来形容。1980年春节过后，韩自强便来到北京。汉简经过药水浸泡后，还须经过更多繁琐的工作，才能揭开粘结的汉简，而揭时还须提防别掉了字。韩自强每天一上班就点燃炉子，把汉简放在锅里蒸，蒸了几个月，觉得太慢，便改用消毒纱布包起来放在锅里煮，煮透以后再用刀片一层层剥离揭开。每一块汉简都像普通纸一样薄，揭开一条用玻璃片夹住，然后逐个编上号，再用照相机拍照留资料。仅这项简单操作工作就干了两年多时间。随后又用了三年时间记录简上的文字，再一一分类找出处。这项工作量最大，因为每片汉简上只有一句话或几个字，甚至有时仅有一个残缺不全的半个字。还须按照古籍查找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出处，碰到残缺不全的字，简直无法查找。随后的几年，把这些清理过有文字的汉简用蒸馏水浸在密封的玻璃管里，共装了2000多管100多盒进行保存。经过十年的整理，阜阳汉简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这批汉简原长约25cm，宽1cm多，用三道绳子编联在一起。除少量的木简、木牍之外，大多为竹简。阜阳汉简实乃历代文献书籍，有竹简、木简和木牍，但其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目前已清理识别出《苍颉篇》、《诗经》、《周易》、《年表·大事记》、《万物》、《作务员程》、《行气》、《相狗经》、《辞赋》、《刑德·日书》和木牍等十一种古籍。阜阳汉简《苍颉篇》存字541个，超过中国历次发现的总数。《苍颉篇》是未经汉人改易过的秦代底本而抄录的汉初抄本。阜阳汉简《诗经》，后来被称为《阜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经》古本。阜阳汉简《周易》内有数字卦，韩自强首次提出数字卦与易卦的学术观点，震憾中国考古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大量的竹简被焚毁，而更多的竹简则被岁月湮灭。随着岁月的流逝，阜阳汉简已经面目全非，我不知道，它在那些历史学家的心中，是不是永远保留着不被岁月侵蚀的痕迹呢？从阜阳双古堆出土的大量汉简中，历史学家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又能揭示出哪些神秘？该怎么讲述我对阜阳汉简的眷恋呢？从第一次走近阜阳双古堆，到博物馆馆藏室与出土文物零距离接触，阜阳汉简就像一个陌生而熟悉的旅途伴侣，在人生的旅途中匆匆相遇，在转身而去的瞬间，留下长久的回味。可以想像一下，阜阳汉简挤压变形，已薄如一张纸，有些已支离破碎，把这些变形扭曲的一根根竹简剥离开并把每一个字意义整理出来，这项工作多么繁琐与困难。然而，我们的考古学家却做到了。阜阳汉简的整理工作，从1980年9月开始。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于豪亮、胡平生和我市的韩自强同志，他们经过拼合、辩认、研究，已逐渐识别出《苍颉篇》、《诗经》、《楚辞》、《周易》、《年表·大事记》、《万物》、《作务员程》、《行气》、《相狗经》、《辞赋》、《刑德·日书》、《春秋事语》、《儒家者言》和木牍等14种古籍。而这些研究出来的古籍，对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文字、教育、生产、医学、天文等等学科提供了最宝贵的研究资料。苍颉篇露出庐山真面首先研究整理的就是《苍颉篇》。相信许多人对苍颉造字该不会陌生。今天我们阅读的文字以及看到我们汝阴侯之谜系列报道也是苍颉的功劳。但对于历史上苍颉是何许人？文字是不是他创造发明的，至目前一直是历史之谜。作为当年参与整理《苍颉篇》的市历史学家刘奕云认为，历史上有无苍颉，尚未定论。即使有，文字也不是他一人创造的。他可能把四方百姓约定俗成的文字符号，广泛收集加以整理，这倒是他一大功劳。对于历史上苍颉造字，史传不一。传说苍颉是黄帝的史官。《说文》：“黄帝之史苍颉，见鸟兽迒蹄之迹，知分理之相别也，初造书契。”有的将苍颉推尊为皇或帝。《路史禅通记》：“苍帝史皇氏，名颉，姓俣罔，生而能书。及受河图洛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类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秦始皇既然改革了文字，并把文字整理汇编，总得有个名目，于是便出现了《苍颉篇》一书。秦始皇统一六国，推行“书同文字”，命丞相李斯作《苍颉篇》，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作为全国统一教科书予以颁布。汉初经过整理，合三篇为一，称《苍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计三千三百字。随着文字发展，新字增多，汉平帝命杨雄等续撰《训篡篇》，同时改易《苍颉篇》中重复的字，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东汉章帝时班固又续作十三章，七百八十字。和帝时贾鲂续作《滂熹篇》。晋代，人们把《苍颉》、《训篡》、《滂熹》合称“三苍”，也有加《爰历》、《博学》统称“五苍”。隋唐间，《苍颉篇》在民间已不甚流行，宋代便亡失无踪。《苍颉篇》一直是历史学家猎逐的目标。阜阳汉简的发现整理，实为重大考古收获。更为珍贵的是，它是从未经汉人改易过的秦代底本而抄录的汉初抄本。其渊源之久远，和后人修订的“三苍”、“五苍”相比较，其辈份实可称为“老苍”。刘奕云说，《苍颉篇》系字书。《苍颉篇》自亡失至本世纪前，人们只能在史书《艺文志》等古籍中，采辑些单字，很少有成文成句的。本世纪初，人们才逐渐发现实物。英人斯坦因从敦煌汉代烽燧中，获《苍颉篇》残篇四十多字。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汉简中发现《苍颉篇》开头几句，即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和第五章的六十字。1972年至1976年，在甘肃破城子简中相继发现《苍颉篇》第一章大部分。1979年在敦煌简中又有零星发现。阜阳汉简《苍颉篇》，存字五百四十一个，超过历次发现的总数。由于字数多，底本古，又是实物，因此学术研究价值很大。如对于秦汉启蒙教育的研究，对于字书创建部首这一科学原则的研究，对于书法源流和书法艺术的研究等等，都提供了至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国家文物局胡平生与韩自强两人经过近一年的整理，对苍颉篇残篇再发现的重大意义进行了初步研究。

　　他们两人认为，《苍颉篇》是教科书，所载应是秦汉时期的一种规范语言。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我国古代的字书，当首推《史籀篇》为最早，其次是《苍颉篇》。研究古代语言，这是难得的资料。秦统一中国后，《苍颉》、《爰历》和《博学》，就是作为全国统一教科书加以颁布的。汉代以后，小学发展起来，先后又有《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等等。然而，这些字书中，至今只有《急就篇》流传下来。班固和许慎都曾指出，《苍颉篇》本诸《史籀篇》，而《急就篇》、《元尚篇》又皆《苍颉》中正字也。目前，秦代《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篇的字数今已不可考知。《苍颉篇》所收多为当时日常所用的基本字词，词义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并非皆用文字本义。如“苍颉作书，以教后嗣”，为叙述句，其中词语只能按照它在句中的意义理解，不能照文字本义解释。“苍颉”、“后嗣”，都是复音词，更不能照单字的意思看待。从《苍颉篇》到《急就篇》，再到《说文解字》，可以清楚地看出创建部首这个中国文字学上最重要的原则的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截止目前，研究《苍颉篇》仍然还有许多历史之谜有待解开。例如，阜阳汉简《苍颉篇》中有如下残字：“杞芑、挟”，这几字以同音相连属，似与词义无关，这到底是怎样一种体例呢？还不得而知。当前，我们所看到的《苍颉篇》，成句的或者基本成句的不足二百，按照汉代《苍颉篇》八百二十五句计算，还不到四分之一。因此，必须承认，《苍颉篇》对于考察古代字书的源流，研究秦汉时代的语言文字，是十分重要的资料。璀璨夺目的中原文明以下阜阳汉简出土的还有十种古籍，目前韩自强仅初步研究到《万物》，同时也限于篇幅，我仅简要介绍一二。阜阳汉简《诗经》，在中国考古界称《阜诗》，是现存最早的《诗经》古本。《阜诗》展现了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早期风貌。虽然残简断编，破碎得惊人，但仍整理出一百多个破碎的简片，包括今本《诗经》、《国风》中的近六十篇诗和《小雅》中的《鹿鸣》、《伐木》等，遗憾的是已无一首完好者，有的仅存篇名。《汉志》载：诗有鲁、韩、齐三家及毛传。清人陈乔枞《诗经四家异文考》云：“四家之诗，其始口相传授，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各用其乡音，故有同音而异字，同字而异音者。”今阜阳汉简《诗经》与上述四家又皆不同，有异文近百处，多为同音假借，也有些异义的异文。中国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马王堆帛书与楚文化的流传》一文中，曾推测《阜诗》也许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另一种本子。对此，韩自强比较认可这种说法。《阜诗》的发现，无疑是我国文学史和古文献研究中的大事。阜阳汉简《周易》，整理出三百多个破碎的简片，包括今本《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四十多卦。其中有卦画、卦辞的九片，有爻辞的六十多片。阜阳汉简《周易》保存下来的卦画仅有五个，分别是大有卦、林(临)卦、贲卦、大过卦、离卦。阜阳汉简《周易》卜事之辞为固定的格式，指出各种天象和人事的吉凶，如晴雨、田渔(田猎和捕鱼)、征战、事君、求官、行旅、出亡、嫁娶、疾病等等。阜阳汉简《年表·大事记》，上起西周，下迄于汉。记周秦以来各国君王在位之年。此简残断尤甚，现存一百七十余片，绝大多数不相连属。表中王、公、侯、伯，多以谥号称谓，楚熊噩(鄂)、吴州于等称号。王、公、侯、伯之上皆未标国名，可能当初此卷简札右起第一支简专列国名，可惜已经看不到了。《大事记》仅存少量残简。阜阳汉简《万物》，初始研究称《杂方》。后在汉简中发现有一些关于医药卫生、物理、物性的残简，原来没有书名，整理时根据内容，并参用简中“万物之本不可不察也”一语，重新定名为《万物》。《万物》残片计一百三十余条，这是阜阳汉简中最为完整的一部分，有一支残简最长约21.6厘米，存三十余字。其余长短不一，有字多寡不等。其叙事叙物，基本上一句一读，两句之间用墨点的圆点隔开，一支简有二、三句者。主要内容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医药卫生方面，一类是物理、物性方面的内容。另外还有一部分关于动植物养殖与捕获方面的内容。但大都与生活实际相关，好象是当时的自然科学技术常识，可以归入“方技”、“方术”一类。《万物》究竟是一种什么书。初始曾把其与《山海经》、《博物志》、《淮南万毕术》、《神农本草经》等书相比。后发现都不似，猜测《万物》可能是早期的“本草”、“方术”书。阜阳汉简《万物》的整理与发现，对研究我国医药学史和自然科学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阜阳汉简《作务员程》，此古籍名称，见于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一书：作务，作业工技之流；员程，计其人及日数为功程。此类简近百片，也残破得相当厉害。主要内容有器物制造、建筑工程、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规格、标准，以及每人每天的工作量。与此有关的，还包括一些度量衡制度的材料，可补文献之阙遗，可惜材料不多。阜阳汉简《行气》，残存不多，内容主要讲行气的功能和方法。阜阳汉简《相狗经》，仅残存数条，讲狗的体态特征与善走的关系。《汉志·数术略》形法家中有《相六畜》等书，此既其类。阜阳汉简《辞赋》共有九字，在阜阳汉简中发现有两片《楚辞》，一为《离骚》残句，仅存四字；一为《涉江》残句，仅存五字，令人惋惜不已。另有若干残片，亦为辞赋之体裁，未明作者。阜阳汉简《刑德·日书》约有数百余片，内容多为星象、天文与人间活动吉凶的关系，如“日辰星皆大凶，不可祭祀、作土事、起众、益地”。《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日为德，月为刑，月归万物死，日至万物生。”汉人十分迷信，言行举止，皆要避凶取吉。此类书即为当时必备的工具书，马王堆汉墓中曾出土此方面的古籍。

　　木牍，共三块，一块较完整，两块已残破，皆为书籍篇题。完整的一件，正、背两面各分三行书写，今存篇题四十六条，内容多与孔子及其门人有关，如“子曰北方有兽”等等。这些篇题的内容大多能在今本《孔子家语》和《说苑》、《新序》中见到，旧说以为《孔子家语》和《说苑》、《新序》系刘向伪作，今阜阳汉简木牍证明早在西汉初期，已有类似的书籍。最后，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阜阳出土的汉简，各种书籍书体各不相同，《苍颉篇》走笔则郁拔纵横，《诗经》则飞龙走蛇，《作务员程》则严谨端庄，《辞赋》则温文清秀，每一种古籍走笔都有不同之处，应该说，出土的阜阳汉简古籍，对于研究书法艺术及书法史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双古堆出土的阜阳汉简，韩自强已经苦苦研究了27年，其《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一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而还需要说的一件事，阜阳汉简已引起国外许多学者的关注。早在1984年，日本书道连盟常务理事浅见笕洞先生随团访问中国，在北京故宫濑芳斋看到了阜阳汉简。浅见笕洞先生回国后，即在日本夏期书道大学讲座中作了激情洋溢的演讲。后来这篇洋洋近万言的《关于新发现的阜阳汉简》被阜阳市(县级市)志第二集中予以刊载。尾声双古堆出土文物已时隔27年，该进博物馆的文物也收藏起来了，阜阳汉简研究也进入了倒计时。然而，阜阳博物馆原馆长韩自强还有一丝遗憾。韩自强说，当年挖掘双古堆时，北面还有一个单古堆和姚古堆，因为资金问题没有进行挖掘。而这两处古堆，可能都是汝阴侯家族墓，如果不进行发掘，将来会被埋在新建筑地下。自1977年至今，韩自强先生一直致力于双古堆出土的阜阳汉简研究工作，27个春秋，他殚精竭虑地通过这批价值连城的出土汉简，穿越时光隧道，走进秦汉先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探索秦汉文明的奥秘，无怨无悔。在汝阴出土如此大规模的墓葬文物，并在这处遗址上创造出如此丰富显赫的文明成果，表明古时汝阴也是中原政治文化的中心城市之一。由此可知，阜阳是远古文明的圣地，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可以说，阜阳双古堆出土的这批汉简是远古先民给我们留下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我们惟有不懈地努力，与远古先民对话，探索、沟通、传承那神秘的汉简文明所发出的永恒光辉，让阜阳汉简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