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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在心底的文德街

2019-7-31 15:39| 编辑: 陶小籽 | 查看: 6431| 评论: 0|原作者: 张守志

      每当提到《阜阳日报》,我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源自我是她的忠实读者、作者,更重要的是我曾在她那里度过了不平凡的一年。
      近50年前的那个春天,《阜阳日报》举办通讯员培训班。由此我背着行李走进位于文德街的大院。原计划每个县选派一名,除凤台其余10个县都有人参加。培训班共10人,8男2女。我现在还记得有个叫汪珍琦的姑娘,可能年龄最小,初中毕业。也可能她过去没有写过稿子,有时央求我帮她修改稿子。因为当时全班可能我写稿的时间最长,稿件之前不但上过省报省台,而且《阜阳日报》上稿更多。
      可能是当时报社人手较为紧缺,培训班是速成式的。第一天领导动员讲话,第二天学习有关业务知识,第三天就将我们分成小组,每个小组就一名学员,再配上一名报社的编辑或记者带队到各通讯员所在的县采访报道。当时带我到阜南的是张国栋。我们在阜南白天采访晚上写作,第三天就搞了个《阜南专版》。第一稿都是由我写,张国栋修改画版。
      接下来,报社不再有人带我们出去采访写作。有时我们两个人一组,有时一个人。两位女同志主要在阜阳城区采访。我基本上都是一个人被派出去,稿件采用率较高。我记忆最深的是被派到颍上县新集公社下湾大队采访。临行前,领导交代我,这个大队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地委领导很重视,要我写一篇通讯,字数可以多一些,最好是一个整版。我在下湾大队住了一个星期,先期写了两篇消息由大队派专人送往报社很快见报,离开下湾时我又带回一篇6000多字的题为《沙河湾里大寨花》的长篇通讯,占了整整第二版。报社还在第一版配发了短评。
      大概经过半年多的“记者”生涯,有3位男学员和1位女学员因实在经不起采访和写作的折腾,以不同的理由离开了培训班。剩下我们6人,5人继续当“记者”,我则被调整到编辑部言论组当“编辑”。当时负责言论组的是从中国青年报社下放到阜阳日报社的谢昌逵。谢老师当时大概40多岁,个子不高,有点精瘦,学养深厚,思路敏捷,文笔出众,撰写的理论文章曾见诸《安徽日报》。当时《阜阳日报》许多重要言论文章大多出自他手。能在谢老师的指导下工作,我甚为荣幸。当然,因为他的名气和要求较高,我每接受一次编辑和写作任务都特别用心。由于我的勤奋与刻苦,谢昌逵老师对我的工作也很满意。他当时一个人生活。有一次他特地从食堂多买了一份饭菜,要我到他的宿舍里吃饭,并说了许多鼓励我的话。时隔40多年,他慈祥的面容和睿智幽默的话语仍让我难忘。
      不久,年终到了。我们中的两人被通知明年不要再来了。培训班名存实亡。
      第二年,我们照常在报社上班。我还在言论组。
      过了春节,大概是3月份,突然传来省里下发地级报纸一律停办的通知。这种没有一点征兆的变故,对一心追求“铁饭碗”的我们,不啻晴天霹雷。通知宣布后,我曾不止一次在心里埋怨:真倒霉,如果晚几年下发通知就好喽。
      但是,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年的文德街记忆。这一年的艰辛和付出,为我后来的人生转机坚定信心。我想只要继续坚持写作,总有一天会找到吃饭的地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我就被县里录用,专职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后又转岗到党政部门。
      我在阜阳日报社这一年,正值“文革”非常时期。当时我们言论组共4人,除谢昌逵,还有一位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苏拉,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带着京味儿。还有一位姓牛的临泉人。因忙于写稿,虽然一个屋子里办公,也少有交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编辑记者太辛苦。记者外出采访,要跑腿,有时为了赶稿子,饭都顾不上吃;当编辑也辛苦,报纸定期出版,准时发稿,如果闹稿荒,找米下锅,四处打电话。
      这一年的生活,让我至今记忆犹新。40多年来,有时心血来潮,忆起往事,我常把珍藏在相册里当时全编辑部人员的合影拿出来品味。可能是那一年的元旦,编辑部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并合影,借着新年的喜庆,大家一脸灿烂,都笑眯眯的。
      岁月匆匆,时光荏苒。《阜阳日报》已经走过了70年风风雨雨,出了一万多期报纸,一代又一代报人的敬业与付出让我敬佩。
于我而言,我在文德街的那一年虽然短暂,却永远嵌在了心底。因为我看重的不是得与失,而是不寻常的磨砺与长进。我爱《阜阳日报》,愿你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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