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小说的失望，恰如我对生活不可预测的沮丧。之所以失望于小说，源于当下生活与我过往生活经验的背道而驰和道德判断的迷茫，而作为小说家，尤其现实主义作家面对纷纭繁杂生活所表现出的捉襟见肘，无力表达的窘境。坚持有难度的写作，已成为今天所谓纯文学写作的现实际遇，荒诞不经的生活，使得虚构小说显得孱弱无力，当生活本身的精彩与荒诞远远大于小说时，任何现实主义的描写都会显得乏味拙劣。故而，这些年来，曾经以小说写作为主业的我，几乎已不读小说，也不再写小说了。然而，王自治的一部中篇小说集《楼家两姐妹》偏偏摆在了面前，作为文友，他让我为他的小说集写几句话，我爽快地答应了。

　　

　　王自治的写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是文学的黄金年代。王自治是阜阳最早在《安徽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的那一拨作家中的一员，他当过工人，90年代初，他去经商，后来做了法律工作者，便远离了写作。之后，他回到县文化馆做副馆长，又点燃起他创作的欲望，再作冯妇，拾起小说写作的行当。当工人、经商、当辩护人，打官司，一肚子的故事，丰厚的生活积累与沉淀显然是一个小说家必备的财富。况且，作为文革前老三届的王自治，青年时代即受到苏联文学的浸淫、熏陶，对一整套现实主义写法烂熟于心、驾轻就熟，他是体验派写生活、吃故事的现实主义作家。面对当下光怪陆离的生活，虚构与想象已小于生活本身，读者吃故事的能力已被各类电视剧吊起胃口，再荒诞不经的故事已难打到读者的麻骨。惟有回归生活本身，老老实实、一丝不苟地写生活，将细碎的生活细针密线地连缀成一个个人的故事，让一个个生动的鲜活人物站在读者面前，与读者共融、交流，让人从平庸的生活中咂摸出滋味，这是最考验作家的耐力与叙述技巧的。

　　

　　短篇小说是生活的横断面，那么中篇小说就是人生的一个片段，它要求有短篇的精粹，又要有长篇小说的雍容、雄阔的含量，更要有相当的思想开掘的深度与考量。小说是以写人、写生活为主旨的，但又不是单纯地描摹生活而已，它就像一坛窖藏的老酒，散发着生活的浓醇情味。如此，读者便从《窖藏的金种子》看到一个个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厂长葛大力的傲慢、多舛，叶慧的盘算、纠葛，以及他们后辈人物命运的流转。尤其叶慧面对正在服刑的丈夫葛大力婚外生子上门，其子又有艾滋病嫌疑的蹊跷，她由决计离婚到无奈的接纳，一个软塌塌的包袱，其中悲酸让人哭笑不得；《出奇制胜》写了一个官司故事，其出奇之处隐含了一个局中局的故事，每个人的人生几乎就是一个个环环相扣的官司；《商人二别子》全然一个市井小说，写了一个小地方商人狡诈而荒唐的故事。……这些小说一一舒曼地展开，其中显然有作家自身生活折射的投影，深深打上阜阳地域生活的烙印。更值得一说的是，这本集子8部中篇写了8个女性，形貌品性各异，各有神采，各有故事，可说是淮北女人的风采卷轴。

　　

　　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是一种常态；写自己陌生的故事，或者让自己熟悉的生活得到一种陌生化的处理，以达到一种离间的艺术效果。王自治的小说就有着一种让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疏离之感。这些年来，或许是电视剧的影响，培养了读者自觉不自觉的对离奇感官的追求。电视剧多聚焦成功者精致生活的展现，或用一种新异的极限状态的呈现，表达一种影像视觉上精致的肤浅与刺激，而小说却要深入人心，将小说人物内里深处的皱褶翻给人看，以让读者获得一种更深层次的超感性审美感受。这也就是人性的塑造。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王自治的小说多写阜阳故事，描绘出一帧帧阜阳地域生活的风俗画卷，他专注于描写身边小人物的悲欢，他小说的妙处在于使小人物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非含混的大众，他小说的故事走向显出人物命运的智商，故事的内核有重量，绝不为博眼球，随便经营一个个浅薄的噱头。正如评论家施战军在评价小说时所说，一部小说的文学品质就是要凸显“隐秘的人文向度和小说家的专业精神”。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指王自治小说已达到了某种专业高度，而是说他小说对生活细节的专注已具有小说家的专业精神。木心说：“一个字一个字把自己救出来。”讲的就是一种写作的专业精神，王自治的小说恰恰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将故事说圆满了，将人物塑造活了。我想，这正是他小说的魅力所在，也是一个小说家应有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