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见过祖辈，关于祖辈的身世和经历是从父辈口中听来的。我的孩子也没有见过他们的祖辈，我始终感到把祖辈的人生经历讲给他们听很有必要，想让他们“一脉相承”、择善而从，走好人生之路。

　　

　　父亲出生在一个穷困的小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祖父是个“秀才”，是远近闻名的教书先生。我父亲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下面还有一位小妹。祖父常年在有钱人家教书，只能带自己一个孩子随堂听课，祖父当然选中大伯。大伯能写会画，多才多艺，是当地出类拔萃的人才。可是在他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时候不幸染上毒瘾，长期吸食鸦片，以致堕落颓废，一世无为。父亲担起长兄的责任，资助两个叔叔读书、娶亲成家和就业。我的姑母年龄最小，是祖父母的最爱。她受祖父有意无意的熏陶，成为“识字”的人，却在父亲的操办下嫁给农村的文盲，成为父亲终生的遗憾。

　　

　　父亲年轻时，学过徒做过工，参加过北伐军。北伐结束后，他回到家乡做生意。父亲做过很多生意，足迹北至徐州、济南、天津、北京，南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并在上海开过公司。这期间有兴旺，有衰败。就在我出生前后，父亲因生意亏损被困上海1年多，母亲和我们姊妹兄弟全靠一位远房叔叔照顾。父亲从上海回来一贫如洗，开饭店的外祖父资助父亲开起“都一处”饭庄。大约1年多，饭店就亏损严重而关闭。接着父亲又开起“同利”货栈，经营南北干鲜水果。解放后又与人合股开“大丰”贸易公司，经营油粮生意。

　　

　　父亲敬拜关公的忠信侠义，并将这种精神贯彻在他的商业活动中。他十分遵守商业道德，常常教导店员和我的长兄：“我们做行家的一手托两家，要一碗水端平，要公平交易”、“秤要抬头，不能缺斤短两”、“秤称货，也称良心”。他与同业和睦友好，从不尔虞我诈、相互挤兑。所以，他的生意做得十分红火。父亲治家有个惯例：如果这段时间生意兴隆或这趟生意大赚了，他会送给全家每个人一份礼物。上世纪40年代某年，我和三哥每人得到一件羊皮大衣。

　　

　　父亲在当地商界威望很高，虽多次被商界推举做商会会长或同业会长，但他都以“不识字”、“没有文化”而拒绝了。

　　

　　父亲善交朋友，重义气，讲信义。记得在我五六岁时，有位来自灵璧县的大娘，要经固镇乘火车去上海探望落难的丈夫。在她临行时，父亲匆忙叫母亲摘下耳环、戒指交给这位大娘，原来大娘的丈夫是父亲结拜的弟兄。父亲有许多情深义重的朋友，每当他有难时，就会有朋友相助。

　　

　　父亲待人宽厚，处世讲诚信。他遇事能推己及人，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体恤别人。父亲常常叹息自己没有文化，做不成大事。父亲重视子女们的教育。无论生活担子多重，都要求子女去上学。在上世纪30年代末的固镇，“徐家三位姑娘一起去上学”成为众人赞赏的一道风景线。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三位姐姐没有一个裹小脚，说明父亲十分开明进步。

　　

　　父亲能记流水账、会打算盘，还能阅读商业来往信函。他所经营的商号店名，都是他自己命名的。父亲在做“同利栈”时，过年的对联也是他自撰的嵌名联：同心合意生财有道，利人克己万福来朝。每年春节我家的春联都是父亲选定内容，请大伯或善书法的朋友书写。例如，大门春联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堂屋门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临门。庭院是：春色满院。后门是：前程远大，后地宽宏。每年年关（春节期间）、中秋和端午节，店（行）里停业，父亲就在家和孩子们一起吃饭。这时，我们就能听到父亲的教诲。谈到学习，他会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要“头悬梁锥刺股”才能出人头地。谈到教育，他会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谈到兄弟关系，他会讲“长幼有序”“手足相系”“尊长爱幼”和“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谈到孝道，他能讲《二十四孝》中的许多故事。总之，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儒生。

　　

　　每当父亲吃了几杯酒，他会兴致勃勃地讲述他的过去。他说，在北伐军里，他总是站在队列之首，能听清孙中山的演讲。唱军歌都是他领唱，说着他还会唱起来。他不仅会歌词，也能背出谱子。他早年经商每到南京上海都要去看梅兰芳、马连良、金少山等名角的演出，时不时地也会哼两句西皮二簧。

　　

　　《朱子家训》是父亲生活的准则。他“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父亲和孩子们在一起进餐时，会针对我们当时的行为有许多说教，诸如“吃有吃相，坐有坐相”“食不言寝不语”等。

　　

　　父亲因年轻时当学徒劳作负重患有“腹壁疝”，晚年经常发病，最终因患肠梗阻后，当时医治不力，不幸于1952年秋逝世，终年62岁。如果有今天的医疗条件，这种不幸是不会发生的。父亲发病时，我正在宿县读书。接到父亲病危电报回到家时，父亲已入殓。我未能见到父亲最后遗容，十分悲恸。

　　

　　睿智、善良、仁慈的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