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先的民事诉讼法，到现在的民法典，其中都有对“饮酒身亡，同桌担责”的类似规定，媒体也早已通过对现实案例的报道，让人们看到其中的法律代价。不过，作为有着悠久酒桌文化历史的国度，那些“酒精考验”的饮者却似乎置若罔闻。他们大多认为“事不关己”，可一旦祸及自身时，只有徒呼晚矣。

　　

　　“我们一般不会的”“喝死人只是意外”……这种侥幸心理，广泛存在于热爱喝酒者的头脑中。在酒精加持之下，自我控制力进一步减弱后，不可控制的悲剧也就在“酒窝”的旋转中一路下坠而去。

　　

　　这种攀比式、起哄式、整人式的过度饮酒现象仍在偶尔发生，究其本质原因，还是传统酒桌文化中的陋习在作怪。比如，对于本案发生地的太和县，坊间就有“阜阳最能喝的地区”之誉，其酒桌文化中的“走盅”，更到了饮者听之而后怕的地步。

　　

　　阜阳人性情豪爽本是一大优点，但将之放大于酒桌上，虽说明我们热情好客，但当这一酒桌文化缺乏了应有的边界和底线，其实就是一种酒桌文化“盲肠”。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一直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一种态度和原则。对于广泛流传的酒桌文化，应多以“饮酒身亡，同桌担责”的身边案例，达到敲山震虎的效果，还要引导人们对酒桌文化的重新思考。我们既要传承其中的热情好客、融通人情等社交优点，同时，也要利用法治之剑，让酒桌文化中的陋习——滥饮酗酒、过度劝酒等，像“盲肠”一样被利落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