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读着诗歌奔来阜阳的。

　　

　　27岁那年，我从安庆乡下一个小镇中学出发，第一次站到阜阳一中的讲台上，试讲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和热情，推动我将这首诗讲得悲苦而又恢弘。听课的三位校长有两位是数学教师出身，可他们也频频颔首。

　　

　　事后，一位前辈领导给我来信说：“你是阜阳一中建校史上第一个听了一节课就决定录用的教师，可以想象，这期间你付出了多少努力……”我对着这封信看了很久很久。这位前辈是阜阳一中上世纪60年代的学子，复旦大学毕业后分到了地委机关，对阜阳的历史和现状十分熟悉，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他的关注，令我倍感责任重大。

　　

　　那时，从周一到周五，我每天三节课，代三个班。一节课讲三遍，每节课我都试图讲得不同，想越讲越有趣，越讲越完美。刚开学的一两个月，每次下课背上都有汗。一周下来，人就累瘫了。幸好，周六周日可以休息。

　　

　　双休日，我干什么呢？

　　

　　我常常盯着脚下的土地，吟诵欧阳修留下的《采桑子》，想象他当年在这里生活的样子。轻舟短棹，兰桡画舸，当年的风光已经踪迹全无。我去颍州西湖，看重建的会老堂、文忠阁，鼓荡起我的热情和遥想。我执著地要将这片土地的过去同现在联结起来，也要求我的学生去这样认识他们的家乡。学生来自阜阳辖区内不同县市区，有的跟麦子、大豆、红芋打过交道，熟悉的是土地的辛苦；有的生活在城里，惯看五光十色，“欧阳修和苏东坡，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时，学校管理和社会氛围相对宽松，学生和家长一般不会因为观念不同就投诉老师。最初的紧张焦虑，催逼我不断读书修业；渐渐地，我在课堂上表现更加自如，教学也驾轻就熟起来。

　　

　　我开始四处奔走，想尽快融入这座城市。后来才意识到，或许打一开始，我就走错了方向。

　　

　　大片大片的麦地就在城市的四周，高大的意杨掩映着河堤，稍不留神就走到了城市边缘。暮色中的城郊村庄，同我的水乡小镇颇有差别。我走进田野，看到密林一样的玉米，就很开心。小时候，我在江边的沙洲上生活过，沙质土壤本来宜于种植玉米、红芋，但耕地宝贵，还是多种水稻，只有小块的边角地才点上几根玉米，栽几棵红芋秧。那些和水稻不一样的农作物，它们挺拔或匍匐的身姿，满足了我对庄稼的不同想象。望见玉米柔曼的青枝绿叶，就特别想走进深处，让刀剑一样的叶片和含苞的玉米穗子，逐渐将我包裹。红芋的叶片爬满了原本裸露的土壤，瞬间就让荒凉的大地充实起来。我翻开叶片想找到鼓胀的红芋，并没有，它们不在叶片底下，而是在土壤里静静埋伏着，伸展着。这些汁液饱满的植物会安慰多少饥饿的肚肠。

　　

　　我这么喜欢红芋、玉米，在我的故乡却只能见到一小块一小片，而在这片土地上，铺天盖地，汹涌澎湃。

　　

　　可惜我那时读书走火入魔，走过它们身边，视若无睹。我以为会有更深刻的东西像泉水一样，从大地深处汩汩而出，我以为我关注的是遥远的、深邃的、被时光提纯的事物。我就这样在异乡追寻文化上的故乡，心里却逐渐感觉到一种空洞。

　　

　　送走了第一届毕业生，暑假过去，新学期即将开学的一个黄昏，我从郊外回到校园。远远看到上一届的班主任站在教室里给高一新生讲话，神采飞扬。可能是天太热，气压太低，她熟悉的腔调让我一瞬间有昔日重来的恐慌。3年前，在这间教室，我讲过开学第一课——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当时细细咀嚼过每一个值得研讨的词语乃至标点。难道下周，我又要带着陌生的学生，再去雨中登一次泰山？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我那时以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圣地就是《阜阳日报》“平原”副刊，我梦想着主持这块版面，像当年的欧阳修一样，与这座城市的文化名流聚首在“会老堂”,诗词酬唱。可是终于不得其门而入。又过了3年，我离开这座居住6年的城市，去寻找我所谓的新的生活去了。

　　

　　多年以后我想，如果那时选择另一条路径，或许我会对这块土地有更深的了解。只是，如同岁月往复轮回，无可规避地，我仍然在异乡的大地上奔走。

　　

　　（作者系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高中语文教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