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黄州完成蝶变，成为了苏东坡，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苏东坡在黄州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三首写于不同年月的《定风波》。综合来看，《定风波》属于苏东坡记事抒怀的词作，最能反映他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蝶变。第一首大约写在他到黄州不久，最迟在第二年。词人惊魂仍未定，常常是“拣尽寒枝不肯栖”，感觉“寂寞沙洲冷”。你想想，受贬遭重罚而来，到了靠近长江的一个陌生闭塞贫苦的地方，从闻名天下的大才子、朝廷重臣，一下子成了“社会闲杂人员”，没有工资，贫困交加，过得多么落魄。

　　好在苏东坡的朋友多、粉丝多，总有人偷偷伸出温暖的手来拉一把。这年重阳节，正当苏轼坐在草屋为没有酒肉过节而发愁时，门童来报，说一个大人骑着骏马带着一群人到了东坡地头。开门一看，来人竟是新任黄州知州徐君猷。苏东坡是他的管理对象，他却是被管理者的粉丝。黄知州真是性情中人，不怕别人闲话，也不怕被牵连，就因为担心词人节日里寂寞感伤抑或缺酒肉，就骑马带队上门慰问来了，还带着肥肉和美酒。九月九登高是民俗，苏东坡与黄知州肩并肩，立在小山头上赏菊赋诗，并写下了这首《定风波·重阳》：“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

　　词借助江上寒雁南飞与夕阳斜照之景，表达了一种复杂的心情，看似劝朋友“想开些”，其实是在劝自己，好好活着，不要悲观。这首词也说明，那时在黄州的苏东坡还处于“适应”的状态，心情是矛盾的，苦乐是相参差的。

　　第二首《定风波》，苏东坡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这时，他已经在黄州安家落户三年了，种地有了经验，生活自有小保证，酿酒坛子满满，也能常醉了。于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喜欢与朋友结伴畅游。三月初的黄州，乍暖还寒，山野静寂，他们一群人如“兰亭雅叙者”说说笑笑。游走中，风雨忽至，没有带雨具，大雨落下，同游者个个狼狈不堪。只有苏东坡似乎没有啥不适感觉，大踏步走在风里雨里，游兴不减一丝，且大声吟诵，鼓励同伴一起走下去。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苏东坡最重要的一首词，一句“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千百年来鼓励了多少身处困境的人，面对艰难困苦与厄运，要选择乐观豁达，勇往直前。也可以说，这首词是苏轼变成苏东坡后，最能表现其乐观主义精神的作品。当然，在我们读到“也无风雨也无晴”时，隐隐约约，也感到了作者无奈的“适应”。

　　第三首题为《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词曰：“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王定国是谁？王巩，北宋著名诗人画家，当然也是苏轼的挚友。他因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到蛮荒的岭南之宾州，且连遭厄运，“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五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几病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苏轼文集》）。对这个朋友，苏轼十分愧疚，想起他的遭遇常常夜不能寐。三年后，王定国从南国归来一起喝酒。苏东坡发现，他就像一棵“不死草”，晒干了，浇点水，又活了，且活得茂盛。酒桌上，还有一个叫寓娘的红颜知己作伴。寓娘，就是曾一度名动京城的歌女柔奴，后为王巩的侍妾。“乌台诗案”爆发后，王定国成为苏轼圈里受牵连被处罚最重的一个官员，家里的歌女侍从闻之轰然散去，唯有柔奴愿意跟着王去荒野地里吃苦受罪。劫后重逢，苏东坡非常感慨，写词赞美了这位美貌且品行高洁的世间奇女子，称她是皓齿清歌的“点酥娘”，说她从岭南归来更加美丽动人了，微笑里带着岭南梅花之清香。最后问，岭南不是很好过吧？柔奴却莞尔一笑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巧妙回答了老朋友的问话，化解了沉重与尴尬的话题，也把自己承受的三年多苦难化成云烟、变成一种修行，似乎宾州之行成了她与夫君一趟风花雪月“江南游”。吃苦三年，几死几活，柔奴却没有一丝抱怨，有的只是无边的宽容与理解，这让苏东坡十分震惊与感慨。他通过词作赞美了柔奴的美，也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心安处，就是家乡啊！此时的苏东坡，因为心安，也终于把黄州当成了眉州。

　　这首《定风波》自诞生一千多年以来，不知道慰藉了多少游子的心。“此心安处是吾乡”，直到现在仍然是人间“最美”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