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时代的精神，文化的灵魂。历史上，阜阳文化（含阜亳）根植于老庄哲学，深受道家文化滋养，表现出包容、思辨、通变、经世致用的哲学智慧，呈现出顽强生命力，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继往开来、辉映古今的典范，也是阜阳人开创新业、与时俱进的精神动力。可以说，以道学为灵魂、以人文景观为特色的阜阳文化与以理学为精神、以山水为主要特色的徽文化和以桐城派文化为代表的皖江文化，构成了安徽传统文化三峰并峙格局，共同孕育了安徽文明。

　　

　　多元融合 彰显博大精神

　　

　　阜阳文化，从地域上说，属于中原文化；从水系上说，属于淮河文化；从形态上说，属于农耕文化。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在此碰撞、交流，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阜阳文化。由于南北过渡的地理特点，阜阳文化在产生发展过程中既受到荆楚文化的影响，又吸收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的养分，体现出我国南北文化在淮河流域的融合，呈现出多元融合智慧，丰富了阜阳文化内涵。管子、老子、庄子、三曹等文化精英，在百家争鸣中博采众长，补己之短，多有独到创见。老子法道崇德，主张无为而不为，道法自然；庄子从“无为”而入“虚无”，主张“无所用天下为”、万物齐一；管子治国理政以法为主，又具有仁政色彩。开魏晋时期文化新风的曹操，吸收各家思想之长，为己所用，立身济世，以儒家道德规范其行为；调节心灵，吸收道家艺术精神；治国用兵，采用综核名实、赏罚必信的法术。宋元明时期，儒学更加兴旺，一些学者经天纬地、穿越时空的思想，为天地立标，为民族立魂，为时代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些皆表明阜阳文化在多元文化撞击、渗透融合过程中，对儒、道、法、墨、释等学说有所借鉴继承，存在融合趋同的关系。它不排斥异己，而是吸收来壮大丰富自己，这正是阜阳文化强大的因素。这种融合趋同的智慧，成就了阜阳文化多元化融合，成就了阜阳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格局，彰显了阜阳文化的活跃与开放，展现出阜阳文化融纳百家的博大精神，构建起以阜亳为中心、雄霸一方的道家文化圈，造就了气势恢弘的魏晋文化气象。

　　

　　思辨创新 彰显自信力量

　　

　　思辨，就是运用逻辑推导进行理论、概念的思考与剖析，即“博学之、慎思之、笃行之”。纵观阜阳文化，无论是先秦时期的老庄哲学，还是魏晋时期的曹魏文化与竹林玄学，以及赵宋时期的陈抟学术思想，都具有显著思辨性。作为阜阳文化灵魂的老庄哲学，其思辨主要表现在“有”“无”的理解上，而又以“无”与“有”来代表“道”和“物”，“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相互依存。这种善思辨的智慧，主要通过否定性思维方式来彰显。老庄散文、曹氏父子诗文等，多有对现存或公认事物规范的突破，在对旧事物旧思想否定中达到扬弃的目的。老庄对三代以来的礼乐传统文化作深刻批判与彻底否定，蔑视统治阶级的虚伪和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与同时代的诸子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大相径庭。曹操否定汉代以来奉行的“重门第、轻能力”的“干部路线”，实施“唯才是举”，发布求贤三令，提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就可大用，否定了汉代以“仁孝”为核心的用人标准，是对汉代“干部路线”的一种颠覆。当社会相对稳定时，他的用人政策转变为以俭率人，举用清正之士，一时形成了以清廉为尚的社会风气，出现了建安、黄初年间的“节俭之世”。庄子拒楚威王迎聘，曹氏父子以己之力开辟魏晋南北朝社会新风尚……这种否定不适宜社会需要的礼法束缚的行为，表现了大胆突破的创新精神，充分显示了文化思辨与自信力量，展示了阜阳文化超越时代的创造性。

　　

　　适时通变 彰显传世风采

　　

　　所谓通变，就是融会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既包含重视传统、融合古今的一面，又不拘泥常规，适时而变，是一种应对时代挑战的内部机制，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理。淮河流域产生的道家文化，从老子、庄子到夏侯玄、陈抟等，虽然在坚持道家思想上一脉相承，但在他们每个人的思想体系上，既可看到传承的一面，也能看到发展的一面，从而形成道家文化既相传承又不断新变的哲学智慧。其主因在于他们与时俱进，应物而变，既能蕴涵先贤思想精华，又能把握时代学术脉搏。如，庄子直接传承老子学说，又不同于老子，把老子“道法自然”理论引申到人生，在关注自身所处现实生存状态的同时，进一步思考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思考在苦难现实中安顿短促人生、寻求精神解脱之路。庄子的“通变”智慧大胆跨越了文学与哲学的界限，促进了哲理与奇幻自然的和谐统一，把文学的浪漫主义之虚构、寓言的指事类情与逻辑的抽象推理三者奇妙融为一体，使哲学论文破天荒出现一种寓哲理于荒谬诡诞之中的特殊风格，在古代散文中独放异彩。曹魏文化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出现于建安文坛，其主因也是适时通变，革易前型，弘扬新风气。曹氏父子加强思想行为规范和各种文化的整合与重建，展现了具有个性精神的文化行为。曹操传承四言诗而又完全脱离诗三百的境界，自开奇响，开拓用汉乐府古题抒情言志的新天地。曹氏兄弟以及建安诸子吸收汉乐府民歌的材料而创新五言、七言，“邺中新体，共许音韵天成”。由此，我国古典诗歌由叙事转变为抒情，由质朴转向华美，以其新变的艺术才能传达建安文人的觉醒，开创建安文化新面貌，展示高雅恢弘的邺下风流。这种通变表明，阜阳文化既具有汇聚百川的融通胸怀，又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机能。因此，以老庄道家文化、曹魏文化为代表的阜阳文化才能延续至今，遍传世界。

　　

　　经世致用 彰显价值取向

　　

　　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追求功业、求真务实的哲学智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这是阜阳文化价值的核心。历史上，阜阳灾害频繁，贫穷落后，民生困苦。因此，历代有识之士在经世致用价值取向推动下，自觉担当起安邦救民于危难之中的使命，为社会发展与稳定、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不惧艰难，不论成败得失，努力探索，企望建立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从而使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在历代阜阳仁人志士中延续，并熔铸于阜阳文化。“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成为阜阳历代仁人志士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的具体表现。姜尚相周，管仲相齐，张良佐刘邦，曹操奉献帝等，为后世政治家投身于经邦济世、治国理政树立了典范。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五霸之首。他认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明确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的治国理政理念。道家始祖老子《道德经》试图从哲学高度总结历史上的成败、存亡、祸福等古今之道与“长治久安”之教训，被学者认为是“救世书也”。即使出家的亳州道士陈抟，也走出山林，关心世事，关心国家长治久安，曾屡次向当时的统治者谏言，当以“致治”为务，不能只“留意红白之事”而求个人长寿。

　　

　　经世致用蕴含着勇于任事、敢于担当的时代精神，蕴含着格物致知的时代要求。曹操父子有着强烈的拯救意识和担当精神，曹操以天下为己任，阻止国家分裂，是一种自觉的历史担当。曹丕将由动乱社会所激发出的雄心壮志化为拨乱反正的决心和担当精神。曹植将文人的担当精神转化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的抒情之题，体现了一种在忧患中不甘沉沦、奋发进取、以英雄意气创造新业绩、建设新社会的精神。这种精神品格与“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担当一脉相承。经世致用蕴含的敢为人先的价值追求，体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则表现为革易前型、追求新变、弘扬新风的特点。作为建安文学集团实际领袖的曹丕，敢于突破世俗视五言诗为“淫声”“郑曲”的偏见，从《古诗十九首》中汲取养料，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抒写自我情怀觉醒，在与建安诸子同写聚会、游乐、离别中，抒发故乡之恋、骨肉之情、朋友之谊、男女情肠等人性美好情志。在争奇斗艳、各逞其才中，建安文学集团确立新的创作规矩，依旧曲制新词，开创新诗体，开拓新的表现领域，开发新的艺术技巧，变汉赋的体物与乐府的叙述为抒情，变质朴为华美，书写了阜阳文化史上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