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名城的历史印记

      翻开史册，阜阳城市发展已有3000多年历史，大致经历了四个关键发展阶段。

　　一是胡子古城。胡子国先民最早是北方赤狄部族后裔，以夔为图腾，祖先是负责祭祀的神职人员。夏商时期，部族南迁黄河流域建立了胡国；商朝末年，胡国继续迁徙，其中一部分人留下来成为西周盟友。西周时期，胡国位于今河南舞阳一带，是个侯爵国；春秋时期，胡国迁至今安徽阜阳境内，降为子爵国。胡国曾追随周朝征讨淮夷，很多青铜器铭文里都能看到有关“胡侯”的记载。春秋时期的胡国命运多舛，先是被郑国灭了一次，残部跑到淮河沿岸重建国家，后沦为楚国附庸。又因为投靠吴国攻打楚国，公元前495年，胡国被楚国灭亡，国君胡子豹不肯向楚国低头而被抓。尽管当时的胡国疆域狭小，但手工业尤为发达，特别擅长做箭杆，《周礼》专门提及胡国做的箭杆质量优良。据说，阜阳境内的女郎台是胡国国君嫁女给鲁襄公时所建。胡国灭亡后，王族后代以国名为姓，成为胡姓的一个重要来源。

　　胡国都城遗址位于颍河和古泉河交汇处的阜阳市颍泉区中市街道街头社区，面积约2.4平方公里。考古工作中在此发现大量青铜器、陶器和车马坑等，证明此地曾是淮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阜阳“千载名城”历史的重要开端。

　　二是汝阴侯城。汝阴侯夏侯婴是辅佐刘邦打天下的汉初第八功臣，居功甚伟。其食邑6900户，封地便是当时的汝阴（今阜阳）。据考古专家测定，汉代汝阴城在今阜阳城北关一带。根据《汉书·高帝纪》记载：“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按照《阜阳城乡建设志·西汉汝阴侯国与汝阴城》一文测算，夏侯婴被授予的“侯宅”占地约393.75亩，面积约相当于36个标准足球场，这是汉初朝廷无偿赐给列侯的“标准”住宅面积。今阜阳北关古城，南北长850米，东西宽450米，面积约38万平方米。如此推算，汝阴侯宅就占了70%的面积，仅有30%的面积不属于汝阴侯宅范围。根据汉初列侯住宅管理规制，北关古城南部约70%为汝阴侯私宅——汝阴宫殿区；北部剩余的约30%面积为侯令长官属、居民区、作坊区、街市等。如此，西汉汝阴“侯国之城”的框架轮廓便可厘定，这个汝阴城的空间格局，奠定了后世阜阳北关古城的千年发展根基。

　　三是顺昌古城。唐宋时期，阜阳称颍州。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因宋神宗赵顼曾封颍王，此地被视为“龙飞之地”，故升颍州为顺昌府。顺昌是古城，历代修葺不断，分府城、子城和月城。府城即顺昌府主城，城内街巷纵横，民舍、商铺、寺院林立，有名的如罗汉院、毗卢院、台头寺、维摩院等。子城为城中城，城内设有府衙治所、税署、仓储、贡院、文庙、馆驿、园林、兵营等。月城即瓮城，具有很强的防御功能。城外东南西三面有城濠防护，北面和东北方向有西湖、汝水和颍河环绕，形成天然屏障。护城濠外，与城墙之间，还有羊马墙阻隔。因此，顺昌府城从内到外、自上而下，堪称防御体系完备、易守难攻的坚固城池。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宋金和议，刘锜奉命任东京（今河南开封）副留守，四月间率部赴任。进至半途时，金方撕毁协议，大举攻宋。五月间已占领东京，前锋抵达陈州（今河南淮阳）。刘锜闻讯，连夜奔赴顺昌。知府陈规见刘锜后问计，得到肯定答复后，刘锜与陈规连夜动员全城将士和府城百姓，用5天时间布置好城防。为表决心，刘锜下令凿沉所有船只，并将自己家眷安置于寺庙之中，门前积薪，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自此，宋军以逸待劳，士气倍增。随后，刘锜以5000精兵，从强势防御到主动出击，从上演“空城计”到寻找金兀术主力决战，三战三捷，击溃金军精锐“铁浮屠”和“拐子马”，取得“顺昌大捷”。就此，刘锜、陈规与顺昌古城一战成名。

　　四是明清古城。明初，全国掀起一次大规模筑城运动，州府郡县各级别城市基本都进行制度性重建。在此背景下，颍州北关古城不仅完成了用砖石进行的大规模修砌，增高加宽了城垣，还增筑了南砖城，比原来面积扩大一倍多。尤其是城内府衙、县衙、卫所、兵库、义仓、孔庙、贡院、学校、祠祀、祭坛等建筑，都实施制度性重建，推动阜阳完成了千年“首府”之城的华丽转身，奠定了其后600年颍州（阜阳）作为皖西北中心城市的基本格局。

　　千古名相的理政业绩

      历史上，阜阳曾是多位宰相的诞生和回旋之地。自先秦至北宋，有21位宰相或副相诞生在阜阳或在阜阳任职，使阜阳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之邦”。

　　最早的代表人物姜子牙，今阜阳临泉姜寨人，早年生活困顿，却终成大器。

　　80岁时，在渭河垂钓，被周文王拜为丞相，出仕西岐。90岁时，随周武王伐纣，取得牧野之战的胜利，成为周朝的开国功臣。姜子牙著有《六韬》，被称为“兵家之祖”。

　　春秋时期的管仲，今颍上县管谷村人。他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经济上，改革土地制度，实行“四民分居，各安其业”，注重发展商业，鼓励内外贸易，实行“盐铁专卖”，铸造货币，寓税于价、繁荣市场，通货积财；内政上，建立宫廷官制，创立宰相制度，构建地方行政机构，“礼法并用，法教交举”；军事上，“作内政而寄军令”，寓兵于民，耕战结合。人事上，举贤尚功，打破出身和门阀限制，鼓励才俊积极向上；外交上，推行“尊王攘夷”之术，致力于“九合诸侯”，最后帮助齐桓公“一匡天下”，为当时中原地区的稳定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宋时期，颍州地近京畿，交通便捷，经济文化发达，成为一些地方官员进京镀金的跳板；而一些被免职的当朝宰执，又往往外放到这里回旋过渡。

　　久而久之，他们用自己的执政经验和治理能力，把这片土地治理成“五谷丰稔、民淳讼简”的“南颍善郡”。而蔡齐、晏殊、欧阳修、吕公著、苏颂等16位曾任职宰相（或副宰相）的颍州太守，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

　　千年伯乐的师生情缘

      “伯乐与千里马”是一个千古流传的经典故事，在北宋时期，颍州历史上书写过精彩篇章，“晏欧”一词就诞生在这里。两人同为宋初婉约派代表，词风清丽闲雅，晏殊代表作《浣溪沙》与欧阳修《醉翁亭记》，均展现出士大夫的闲情雅趣，传唱千年，经久不衰。两人是师生关系，天圣八年（1030年），晏殊任礼部省试主考官时，欧阳修中省元，此后连中三元，最终进士及第。欧阳修始终以门生自居，拜晏殊为恩师。

　　庆历年间，晏殊任枢密使时，曾推荐欧阳修主编《新唐书》，欧阳修又因自撰《新五代史》，终成一代史学大师。两人先后任知颍州，治理西湖，晏殊留下清廉阁、去思堂。欧阳修知颍，除继承晏殊遗风，治西湖、修三桥、建书院、兴文风，还曾写下三首《去思堂》诗。

　　“晏欧”之后，“欧苏”继之。苏轼是欧阳修的学生，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权知礼部贡举，共有388人登榜，其中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24位精英才俊，后有9人官至宰相，形成古文运动与理学奠基“双峰并峙”文化奇观，被称为千年科举“龙虎榜”。彼时，欧阳修51岁，苏轼21岁。其后，两人同朝为官，先后出任颍州太守，欧阳修吟出“西湖烟水我如家”之叹，赞美“颍州西湖，天下胜绝”。苏轼则留下“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的千古金句，且自称为“西湖长”，表现出深厚的西湖情怀。

　　“欧苏”之后，还有“苏门四学士”之一张耒与苏轼的师生情缘。特别是发生在闻苏轼贬谪海南遇赦北归在常州病逝后，时任颍州知州的张耒，冒着风险，用自己的俸禄在颍州寺院为苏轼办一场祭奠佛事，并写有《颍州祭苏公文》，结果被当朝宰相蔡京免职，贬房州别驾，安置黄州，类同流徙。而张耒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颍州留下了“知遇之恩，永当相报”的至情佳话。张耒任知颍州时间虽短，但他对颍州印象很好，曾作诗《美哉》赞曰：“美哉洋洋清颍尾，西通天邑无千里。舸舣大艑起危樯，淮颍耕田岁收米……”

　　千万人民的发展动力

      阜阳自古就是传统农业发达地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西汉时期是阜阳境内人口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约15万户、70余万人口。唐代是阜阳境内人口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约12万户、80余万人口。宋代经济重心南移，颍淮地区人口南迁，颍亳两地约有16万余户、34万余人。由于战乱频仍，明初阜阳境内人户稀少。至明弘治四年（1491年），经过130多年发展，阜阳境内人口从17万发展到近50万。清宣统三年（1911年），安徽全省310余万户、1600余万人。

　　阜阳约占全省的五分之一，有60万户、300万人左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医疗条件改善，阜阳人口得到长足发展。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当年阜阳地区总人口首次超过1000万，达到历史最高点。

　　深厚的历史文脉，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阜阳人民。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阜阳千万人民以崭新姿态投入国家发展建设。从田间到舌尖，从“百亿粮仓”迈向“千亿厨房”，从劳务输出大市到长三角新枢纽；新能源、绿色食品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网络赋能城市发展；城市品质再提升，通过“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构建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医疗、健身、休闲资源……如今，颍淮儿女正以高质量发展的如椽大笔，书写现代化美好阜阳建设的壮丽篇章。

　　（作者单位：阜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