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位母亲，一个妻子，一名老师。

　　

　　我们仅仅是认识。大街上碰面，微笑着点点头，充其量问候一下，不会过多寒暄的那种。即便如此，在任何场合下的偶遇也不会多过一年一次。

　　

　　初春的那个早晨，手机铃声响起，突然间得知关于她的消息，如被病毒袭击般感到挫败无力。

　　

　　起初，我还犹豫能不能找到她家，毕竟上次来还是他们新婚的时候。新郎和我既是同事又是好友，新娘的名字带个“花”字，人如其名，两人可谓郎才女貌。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

　　

　　到了跟前，才发现担心是多余的。楼下摆着花圈，跟着人流，爬过一层层狭窄的楼梯，就到了。屋里屋外挤满了人。一进门，便见他被一群人围着。半年多未见，他的头发愈加稀少，神情里满是疲惫。虽然我戴着口罩，他的目光还是穿过一个个人头发现我，点点头。我示意他不用管我，兀自往边上靠了靠。

　　

　　一扭头，看见“她”。我鼓足勇气才敢接住她的目光。照片中的她，身着红色格子杉，纯真的笑容静静地绽放，一如她的名字；柔和的眼神轻轻地流淌，覆盖这个她曾倾注无限热情的家庭的每个角落。老公刚从县城调到乡镇工作半年，孩子上小学，婆婆去世得早，公公年龄又大，自己还在一所重点中学任数学老师。在这个家里，她顶的不只是半边天。“热爱，是一种由不尽琐事组成的温暖泥淖。 她，是这个家庭24小时的钟点工。一个全天候的母亲。一位全日制的妻子。”诗人徐敬亚描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妻子，对绝大多数已婚的中国女性都是如此贴切。那笑容如针似箭般刺痛了我，我迅速低下头。原本，这样的年龄、这样的笑脸、这样的容颜，是和青春、热情、希望这些美好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的，而不该是仓促的离开、永久的回忆。

　　

　　她静静躺在客厅中央，一群孩子围坐四周。多年不见，我已认不清他们儿子的模样。眼光四下里搜寻，一个男孩从里屋走出来——眉宇间有她的味道、他的影子——走到他们中间，坐下，然后把头埋在她的身上。不一会儿，他调整了姿势，趴在母亲身旁，两只小手轻轻地拍打着母亲。无数个夜晚，母亲也是这样哄他入睡的吧。今天，他以同样的方式让母亲安然入眠。他的眼睛里没有泪水，甚至没有悲伤，只有空洞茫然。

　　

　　此刻，我才认清和确定自己的哀伤。在这个少年身上，我看到30年前的自己。那年，我的母亲40岁，比她小一岁。那年，我13岁，比他大一岁。我却没有这个少年那么勇敢，用某种方式表达出对母亲的爱。

　　

　　送走一批人，他把我带到书房，墙壁上贴满了少年的奖状。我诧异于为什么这么突然，连他也没有反应过来。前一晚在镇里值班，早上接到儿子电话说妈妈不在了。他以为小孩子不懂、乱说话，连忙请假往家赶。到家时，医生已检查完毕下了结论，人已经去世几个小时了，心脏方面的问题。“她每年都体检，心脏从来没发现什么毛病啊，应该是昨天夜里的事。她刚上完网课，孩子睡得又早，醒来后才发现的。”他无奈地摇头，甚至挤出一丝苦笑，不明白生活为什么会跟自己开这么大一个玩笑，“她走得特别安详，穿着睡衣，斜靠在床头，头拄着右臂，笔记本电脑还放在被子上，好像上课累了，要休息一会儿……”

　　

　　说话间，有人嚎哭着进门，应该是她娘家的某些长辈。老婆婆几乎用尽全力地扑到逝者身边，自顾自地述说着她的种种好处。他急忙冲上去劝慰，老泪纵横的父亲上前帮忙。孩子被挤到一旁，不知所措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从此，这个家庭只剩下三个男人。

　　

　　她不会再醒来，凋零在最美的时光里。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只是，那个手捧母亲遗像走在送葬队伍最前列的孩子，再不是从前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