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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颍州为官，是元祐六年（1091）。由于如实上报杭州灾情而遭人诬陷，“自杭州召回京师”，为避嫌故上表求乞外放，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于八月二十二日知颍州。 然而，他首次自请外放至颍州为官是熙宁四年（1071），但遭到王安石的排挤，未果，改杭州通判。 王安石作为当朝宰相，是一个改革派，推广新政。熙宁二年（1069）五月，王安石准备改革科举，兴办学校，以学校代替科举考试，宋神宗对此犹豫不决。时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的苏轼便上奏，写了一道《议学校贡举状》。苏轼的这道奏章，详细分析了废科举以学校代替而产生的弊端，建议依然沿袭旧学的学校制度，不必要为追求培养人才而进行大规模的变革。因为庆历年间立学的尝试效果并不理想，如果大规模变革，可能会带来混乱和造成百姓的痛苦。对于贡举，已实行百年，国家的治乱兴衰并非由其决定。苏轼主张，在学校制度和贡举方面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宜轻易搞大的变革。 宋神宗看到奏折后，很赞成苏轼的观点，故而召见了苏轼，与其沟通，征求他的意见，让其提出建议。 宋神宗的温和及诚恳感动了苏轼，苏轼说宋神宗天生就有明理的天性，但希望能学会宁静，静待变化，遇事冷静，顺应天意即可。 宋神宗急于做出一番事业，虽然有众多朝臣反对变法，但他依然信任王安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宋神宗看到苏轼的奏折，再加与苏轼的谈话，宋神宗很是认可，鼓励苏轼为治理国家多提出一些建设性措施。 然而，当王安石知道这些后非常生气，说苏轼目光短浅，没有看到新政的意义。虽然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改革方案，但在实施过程中，苏轼提出的一些建议宋神宗还是吸收了。苏轼给宋神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便想重用这位誉满京城的大才子，想让其修《起居注》。王安石知道后，说苏轼只会说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好听话，没有真才实学，也没有资历，阻止宋神宗重用苏轼的主意。熙宁二年冬，苏轼被封为开封府推官。 开封府推官只是一个小官，负责审理一些案件。苏轼看到宋神宗无条件支持王安石新法，写了数千字的《上神宗皇帝书》，这篇宏文，反对并直言新法的弊端，滔滔雄辩，思路清晰，逻辑缜密。 新法推行虽然出现了很多问题，但也取得了一些非常明显的成果。宋神宗看到苏轼的奏折，思想可能犹豫，但始终没有被打动，将其束之高阁，一直没有给苏轼一个回应。 此时，由于新法的推行，一些老臣不能阻止宋神宗，心寒离去。也有人劝告苏轼，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又继续上书万字的《再上皇帝书》。此次万言书既冷静分析，又有对推行新政的严厉抨击。然而，此次上书又杳无音信。停段时间，他又上了第三次奏折，依然没有得到宋神宗的回复。 由于连续三次上书反对新政，王安石对苏轼越来越讨厌。在王安石的眼里，苏轼只是开封府一个推官，也不能掀起风浪，故而一直也没有理会，到熙宁四年，苏轼主持乡试，出了一道《论独断》的试题，王安石认为此题目的是指向自己，因此被激怒，想方设法要把苏轼贬出京城。 苏轼在开封做推官，工作细致，井井有条，王安石也找不出过错，便指使自己的心腹谢景温上书弹劾苏轼，理由是他在护送父亲苏洵棺木回乡时，用公款添置家具，还用官船运私盐，并派大批官员沿苏轼经过的路途严加调查走访，张贴查询公文，搞得沸沸扬扬。然而，苏轼坦坦荡荡，并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此件事对苏轼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创伤，想到恩师、好友、弟弟都一一离开了京城，自己也没有必要再留京师，于是上书请求外调。 宋神宗舍不得将其外放。然而，他也深知，苏轼一直反对新政的推广，准备下旨让苏轼去颍州当太守。王安石提出反对意见，说苏轼资历不够，最多只能做通判。因为王安石的干预，苏轼颍州太守的官职，改为杭州通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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