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上县王岗镇退休职工陈全玺家有一本《陈氏家谱》,上面记载着家族七代先人的名字。其中的陈道生曾与中共党员、被誉为“红色拓荒者”的茅延桢有过故交,还带动4名同乡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共赴救亡图存的奋斗征程。 结识茅延桢 “按辈分算,我喊陈道生大伯。老人家在世时总说,遇见茅延桢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初秋时分,与记者共话家族这段尘封的历史,陈全玺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陈道生出生于1903年,是陈氏家族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的子弟。1924年,他在淮南市寿县正阳中等商业学校(现寿县正阳中学)读书,偶然接触到“德先生”与“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对民主与科学的称呼),便在心中埋下追求进步的种子。 淮南市寿县正阳关是茅延桢的出生地。彼时,这位革命先驱已经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地下党组织早期成员之一。他还受党组织委派南下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筹建,是我党在这所军事摇篮中的早期开拓者。 1924年末,茅延桢返乡动员青年参军。正在读书的陈道生有幸结识了茅延桢,地缘上的情谊、共同的救国理想,让两人一见如故。两人一同翻阅《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畅谈目标理想。在茅延桢坚定的革命信仰影响下,时年21岁的陈道生决心投笔从戎。 随后,陈道生又联系了4位颍上籍同学,分别是杨家桂、赵惠风、唐家宝、郑尔厚,并将他们介绍给茅延桢,动员他们一同参军报国。 1925年春,接受进步思想的陈道生等5人告别家乡,经上海辗转至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立志投身救国事业。 颍上籍黄埔学员的家国担当 阜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刊发的《茅延桢传略》记载,为壮大革命力量,茅延桢多次向家中写信,要求推荐进步青年报考黄埔军校,陈道生、唐家宝等颍上籍进步青年在他的动员下,考入黄埔军校学习。 颍上县委党史办2011年出版的《中共颍上县地方史第一卷》记载:茅延桢注重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学生阅读《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学员陈道生、唐家宝等颍上青年在黄埔军校接受进步思想教育。 史料还原了五位青年的黄埔之路:陈道生、唐家宝、杨家桂顺利考入黄埔第三期;因事耽搁的郑尔厚考入黄埔第四期;赵惠风在两次考试失利后,于第五期成功入学。 在黄埔军校,5位颍上籍青年不仅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坚定信仰。他们中有人参加北伐战争,有人投身地方武装斗争,用青春践行着“救亡图存”的誓言。 颍上县赛涧回族乡出身的郑尔厚,毕业后以共产党员身份返乡开展农民运动,后加入红二十五军,在六安地区的反“围剿”战斗中失踪;杨家桂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副连长,在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中浴血奋战,最终战死沙场;赵惠风曾在杨虎城部任职,1941年牺牲;唐家宝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少将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颍上、淮安政协委员,致力于团结党外人士建设新中国;陈道生参加过淞沪会战,1949年随部投诚,1961年获特赦后任江苏省常州市政协委员,晚年常以亲身经历讲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陈全玺展示《陈氏家谱》 跨越百年的精神回响 “茅先生牺牲时才28岁。”陈全玺的叹息里饱含敬意。1925年12月,茅延桢在执行北伐秘密任务时遭反动军阀杀害,这位为革命播撒火种的先驱,没能看到自己的学生在历史舞台上的表现,但他播下的种子从未枯萎。 颍上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石家友认为,茅延桢作为“红色拓荒者”,在家乡动员的这批青年,都在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进程中贡献了力量,“这段历史不该被遗忘,它证明革命火种曾在颍上大地熊熊燃烧。” 更令人动容的是精神传承。上世纪80年代,已是暮年的陈道生多次给身在海外的老部下写信:“台湾回归是历史必然,切莫做民族罪人。”这份对祖国统一的期盼,与当年茅延桢动员他们报考军校时的救国理想,形成了跨越近百年的呼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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