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友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组九宫格组图，我打开来看，内容是修葺一新的明清颍州府衙竣工的现场存照。我整个人傻那儿了，呆若木鸡。这难道是明清的颍州府衙？显然，时间被剪去一大截，又突然拉近了一大截。时空的错觉恰来自修旧如新的府衙建筑，这哪是修旧如旧，整个一个重建，尤其那些仿古灰砖直白的勾缝那么扎眼、刺目、苍白，宛如一根倒刺扎在了手心。疼，你又一时拔不得！之后不久，还是这位文友又发了一组新发现的颍州明城墙组照。图中城墙只短短的一截，一半掩在土里，那残败的城垣丑陋不堪，砖缝若老人豁齿，却真真是明人的遗存。残垣背景映衬着一幢轩昂的现代大厦，更凸显城垣古旧年代的症候。

　　

　　明代的颍州府很小很小，一蕞尔小邑而已。明《正德颍州府志》记：“南，土城一座，高一丈五尺，上有砖甃雉堞（大约说的就是这段古城墙），周围五里四十四步，古有四门，今北向连亘砖城，惟东西三面有门，外亦有月城环护，南从左东右西，左各置偏门以达正门，城外隍池深与广侔。……”“北，砖城一座，高一丈八尺，周围仅四里，北临颍水，就河为隍池，门近河十步许，外为月城，开二偏门以达正门……”从文字描摹看，南北两半月城包围一座半砖半土之城池，即颍州城也。城市人口不足万，“洪武十四年辛酉，人口一千七百户”，人口多时，“天顺六年壬辰，人户六千一百八十二户，土居主户二千五百三十二户，流移客户三千六百五十户”（《正德颍州志》）。市政建设简陋不堪。的确，颍州在明季已时运坠落，很不昌隆。当然，明人也不可能记写当朝之人事，不过明《正德颍州志》对宋人事迹，尤对欧苏不吝笔墨。一个小小颍州府城，单单北宋一朝来此做知州的，就有晏殊、欧阳修、苏轼、吕公著、韩琦等一干俊彦。颍州志这样记欧阳修：“知颍州，公恕坦易，明不致察，宽不致纵。因灾伤奏免黄河夫万余人。筑陂堰以通西湖，引湖水以灌溉民田，建书院以教民之子弟，由是颍人始大兴于学。”劳碌一生，仅此寥寥一句。对苏轼也只一句，绝不多饶：“苏轼，知颍州，豪爽不羁，凡可以利民者，推诚为之。修清波塘，开清沟以引汝水，溉民田六十余里。游赏赋咏甚多。”你看，官员做一点好事，哪怕区区小事，后人也会一笔不苟地记下。当然，欧阳修、苏轼知颍，做事多多，志书挂一漏万，多有疏忽。比如，苏轼颍州祈雨，释善放鱼，挖八丈河等等，均有诗文记载。我一直以为西湖畔的会老堂是欧阳修退养颍州时为己所建，其实大谬。其实乃当时的吕申公“守郡”颍州时所建，真冤枉了六一先生，他建的是西湖书院“于（西）湖南，化训州人。”正如志书所言“由是颍人始大兴于学”。仅此，欧阳公可说是颍州开蒙之人。

　　

　　在此，不得不稽一件旧案。也是一件有关颍州的风雅之事。熙宁四年（1071年）9月，苏东坡去杭州任通判的途中，拐了一个弯儿，先是去陈州（今河南淮阳），探访在那里任府学教授的弟弟苏辙，盘桓七十余日，然后，由苏辙陪同他假道颍州，专程拜谒他的恩师欧阳修。欧阳修大苏轼整整30岁，乃“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代之师“的前辈。他之于苏轼犹如恩重如山的父亲，不但是苏轼才干的发现者、推崇者，更是他仕途的引路人，以及忘年交的文友。

　　

　　颍州九月，正是菊黄蟹肥时节，他们一到颍州，便一下被风光旖旎的西湖所吸引，盘桓、勾留、踯躅，以至在颍州流连了近20天。都是文人，激扬文字，聚在一块儿，有说不完的话，喝不完的酒，自然更少不了诗。这其间，欧阳修点了题，让兄弟二人吟咏他珍藏的一块石屏风。此石屏乃庆历八年（1048）友人所赠。“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树森森然，其文黑而枝叶老劲。”欧公甚是钟爱此石，以为“古所未有之奇物”。他又请画工于石上刻画怪松图案，“其树横生，一枝外出”。此前，他曾写了《月石砚屏歌》寄过苏轼，苏轼也有应答。此次欢聚，面对月石砚屏，欧公又旧话重提，命以作诗。以苏轼之才，吟风弄月，颂事讽物，实乃小菜一碟。他环石屏走了一圈，然后走至书案前，捉笔挥洒，一边吟哦，一边书写。他那有似“石压蛤蟆”的“苏体”，因与弟弟苏辙的亲近，又掠了苏辙书法的几分端凝。斯作不寻前诗窠臼，另辟蹊径，滂沱如泄： “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嵋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上/骨可朽烂心难穷/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像略与诗人同/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

　　

　　实话说，此诗真可说是大气磅礴，荡气回肠。但是，我认为有些过了，太矫情，高射炮打蚊子小题大做了；一做，便透着一股子假。是虚情假意。你想，充其量一块石头，充其量一块石头切割成的屏风物什，至于那样溢美与滥情么！苏轼将欧公眼中的月下怪松比之于孤烟落日，崖崩涧绝的山景，又将它与自己家乡峨眉山西雪岭也确乎存在的孤松串联合璧，遂使石屏大放异彩，超凡脱俗，并突发奇想拿唐代画松高手毕宏和韦偃类比，说其“骨可朽烂”而画未已，故而“心难穷”。

　　

　　不过，话说回来，也亏了苏轼的小题大做，也亏了他滥情，否则，我们今天就读不到这首汪洋恣肆、且天马行空的诗了。颍州也少了一件空前绝后的大雅之事。我想，它是颍州建州府以来最为华彩的章节。自此，我们实在不该忘记一位赫赫有名的乡贤，他就是颍州（阜南）人刘体仁。

　　

　　刘体仁，字公勇，乃明末清初的诗人，他一部《七颂堂集》尽见颍州古之风物人情的鳞爪。刘体仁壮年方中进士，此后才赴京做官，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多在颍川（今阜阳）度过。当然，他的诗集，我没读几首，或有，我没读到。但仅就我读到的一部分，多为山川游历抒怀之诗，似也没见其颍州生活之感怀。刘体仁喜游历，做了京官，也不安分，闹着请假，闹着要隐居山林。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游历、交友、操琴、会师，一如《七颂堂集》清人序文所说喻犹“村儿市子，得一钱而色喜，走告于人。”徐乾学序说他“读书学道，耽好山水。尝游苏门，见孙钟元先生，愿弃官为弟子。居弥月，筑堂留琴而去。经太原访傅青主于松庄，坐牛屋下，相对赋诗移日。”傅青主，即清季著名诗人书法家傅山，刘体仁对他崇慕有加，人未及太原，即赋诗《将至太原有怀青主先生》遥拜：“末俗生何晚，能无幸识君？”其虔诚之姿，跃然纸上。当然，他的“鉴识”也多来自他的虔诚、逊和、孜孜以求、向学不倦。这应是我们今天阜阳人向他学习的地方，无此，刘体仁怎能立足于人才济济的清季文苑，更仄身《清史稿》之列。

　　

　　明正德年，阜阳称颍川，属河南地。也就是说，颍州府在明时曾是河南一郡，宋时它曾属于首都东京汴梁的政经圈。“买地淮山北，垂竿颍水东。稻粱虽可恋，吾志在冥鸿。”（明《正德颍州志》载诗）颍州，一方被欧阳修、苏轼等大文豪青睐的土地，不单单“土沃水甘”，它的确也是一方诗文昌隆之地。正因为这些星斗般人物的存在，并且与颍州日月同戴休戚与共，才擦亮了颍州的名字，让颍州在人文意义上了一个辉煌的台阶。一千年如电光石火，转瞬而逝，惟颍水滔滔不绝。史称古颍州的阜阳如今已是人口超百万的城市，即使宋明之昌隆也难以媲美于万一。但我们仍对颍州前贤的诗文心心念念，这些诗文是滋润颍州的甘霖，一路伴随颍州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