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遇重要节庆日，我们从电视、网络上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在荒凉的西北边陲，或大雪齐腰的北国边疆，或南国海上孤岛，在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下，一位战士，手握钢枪，威严笔直地站立在国旗下，独自守边护旗，画面苍凉雄壮，令人肃然起敬。当然，个中的艰苦和孤独，只有当事人才有更深的真实感受。青少年时期，每当看到这样的画面，我就会突发奇想，若那个为国守边护旗的是我，该有多自豪呀！可如今已是人到中年，青春早已远去，这个奢望自然无法实现。

　　

　　但略感欣慰的是，在自己的少年时代，也曾一个人独自守护学校的国旗40多天，至今也不曾忘记。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暑假，由于以往暑假看护村小的退休老校长年龄大，行动不便，而我家离学校很近，于是新校长就让我配合老校长在那个暑假期间看护校园。我俩的主要任务是看护教室门窗和教室里的条台“课桌”不被人损坏。那时村小教室里没有课桌，一二年级是泥台子“课桌”，三四五年级是两头用泥巴砌腿，把大树锯成的长厚木板往上一放，就是一排条台 “课桌”。看护校园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看护学校里的国旗。

　　

　　村小在我们村西头，只有南北两排青砖、土坯结合盖成的5间教室，一个年级一个班，两间老师办公室，5个班的学生加起来才100多人。校园西边有一圈土围墙与村民的住宅隔开，校园南边有一条小干沟作界，沟南就是我家的菜园，校园北面是路，校园东边没有围墙也没有大门，是真正的“开放式”校园。

　　

　　在校园西部居中的地方，有一棵三四把粗的垂柳，学校的铁钟就挂在垂柳的两个大枝丫之间。在柳树东旁，埋着一根五六米高、两三把粗的树桩，在树桩中上部用铁丝捆绑着一根四五米长的粗毛竹，在毛竹尽头安装了一个动滑轮，从上面穿着一根长绳，长绳的两股绳头并排垂下来，这就是学校里的旗杆。而国旗则是套在另外一根四五米长的竹竿上，并用绳子系紧。

　　

　　学校平时是每周一把国旗升上去，周六才把国旗降下来收好放在校长办公室里。但我那时不知听谁说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都是早上升起，晚上降下来。于是在那个暑假里，我就按照这个程序升降村小国旗。

　　

　　我一般在早上8点左右赶到学校，把国旗从校长办公室里拿出来扛到旗杆下，然后解开旗杆上两股系在一起的绳头，一头系在紧挨国旗下端的竹竿上，一头系在竹竿下端，然后双手交替着拽上部的旗绳，缓缓地把国旗升到旗杆顶端，再把旗绳拽紧系在旗杆上。

　　

　　每次升旗，我最开心的是在升旗时刚好遇上起风。这样当国旗升到旗杆顶端时，国旗正好能随风展开飘扬起来，有时也会遇到更大一点的风，当国旗升到旗杆一半时就会飘扬开来。

　　

　　每到太阳落山，我就会及时赶到校园，把国旗降下来卷好，扛回校长办公室。有时即便是正在地里干活，我也会放下手中的农活，准时赶回校园把国旗降下来。

　　

　　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有时早上升旗时还是晴天，午后就有狂风暴雨。即使如此，我也会毫不犹豫冒雨跑到学校，把国旗降下来放好，等天晴后把国旗晾干了再升上去。我这一人“独享”升旗的志愿劳动，当时也曾被许多乡亲称赞和羡慕。

　　

　　在那个暑假，也曾因升降国旗耽误干活而受到过父亲的责骂，也曾因冒雨跑去降旗而摔得浑身是泥、膝盖流血，也曾因阻止村里调皮孩子破坏旗杆或旗绳而被威胁过，但丝毫没有影响我对这份“庄严”职责的坚守。

　　

　　就这样，我一个人守护着学校的国旗40多天，每天风雨无阻地按时升降旗。开学时，老校长把此事告诉了新校长，新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还特意表扬了我……

　　

　　此事当然与常年驻守边疆的“最可爱的人”无法相提并论，但自己心中那份对国旗的“庄严”感，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也令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有时会想，若是人人心中常“驻”一面庄严而神圣的“国旗”，边疆何愁不安？！华夏何愁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