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如何厘清“文明”和“文化”两个概念？就淮河流域而言，它的文明形态为当今的文化认知带来怎样的积淀？

　　魏国锋：怎样区分文明和文化，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命题。一般来讲，“文明”与“野蛮”相对应，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长期以来，西方学界提出的文明三要素影响着我们对于中华文明形成的判断，但事实上，这一方案并不具有普遍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淮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深入研究，也是受惠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系统研究，淮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序列逐渐清晰，淮河流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区域，学界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共识，应当说淮河流域对促进中华文明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记者：双墩遗址、尉迟寺遗址、禹会村遗址、三官庙遗址、台家寺遗址等等，其考古发掘成果，共同为我们呈现了淮河流域早期的文明进程，如果要向大众推介，您会怎么说？

　　张睿祥：双墩遗址是淮河中游地区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双墩和侯家寨一期的陶器上发现的刻画符号，数量多而集中，是研究文字起源的重要实物资料。尉迟寺遗址是淮河流域发现的大汶口时期的一处保存完好、大规模的聚落遗址，展现了史前聚落文明的发展程度。

　　禹会村遗址揭露的大型祭祀台基，与《左传》中所提到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相契合，从某种程度上讲，推动了对夏代早期文明的探索与研究。三官庙遗址是一处非常重要的遗址，共出土了18件青铜器，这是除二里头遗址之外，出土夏代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个遗址。从目前的研究可知，这些器物的发现可能与人群流动密切相关。但是否与“夏桀奔南巢”一事有关，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台家寺遗址发现的大量炉壁、陶范和炼渣，凸显这是商都安阳以外地区，在淮河流域出现的一处商代中晚期的具备青铜铸造能力的高等级聚落。

　　记者：春秋晚期，楚文化遍及淮河流域，可否简要谈谈楚文化在淮河文明的融合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睿祥：楚国最初被分封在丹阳一带，《左传》中记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对古楚先民艰苦奋斗的总结。公元前241年，楚国国君考烈王将都城迁到今天安徽寿县。可以说，楚国的历史，头在汉水，尾在淮水。

　　春秋中晚期，随着楚国势力的扩张，楚式青铜器、漆器、丝织品等器物在楚国势力所至的地域范围内传播。楚国的扩张，也改变了青铜矿料在不同空间的流通。

　　在文学及思想方面，发源于楚地的道家哲学及其文学上的代表《楚辞》等，影响极其深远。此外需要提到的是，楚国令尹孙叔敖修建的水利工程芍陂，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淮河流域频繁的洪水灾害，其作用可与都江堰相媲美。

　　记者：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产生及融合发展的重要区域，商代青铜资源的流通与淮河存在怎样的关联？

　　魏国锋：随着二里冈文化的扩张，商文化已经影响到了淮河流域。目前商代早、中、晚期青铜器，在安徽都有发现，尤其是商代晚期青铜器发现数量居多。安徽皖江流域铜矿资源丰富，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最晚到商代晚期，皖南的铜料已经运往中原，而在南铜北运的过程中，淮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目前在做的就是通过多学科研究，希冀能够把这条路线解释清楚。

　　近年来，我们课题组围绕皖南矿冶遗址调查及矿冶遗物的检测分析、江淮地区夏商周青铜器的生产流通，以及秦汉时期青铜资源管控等方面的研究，致力于从采矿、冶炼、铸造、使用、埋藏等涵盖青铜器“生命历程”的各个环节，构建不同时空范围内的金属资源流通特征，并取得了多项成果，揭示了不同地区的青铜文化交流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