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之友”，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对苏东坡的评价。

　　而印证这一评价的直接史实是他任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期间所做的利于民生的几件事：拒开八丈沟、通焦陂浚西湖、赈饥民缉盗贼、奏议解民悬……

　　“到官十来日，九日河之湄”

　　苏东坡是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闰八月二十二日到颍州上任的。到颍州后，他写的第一首诗名为《泛颍》，因为诗中有“到官十来日，九日河之湄”之句，有人误以为他十天中有九天都在游湖玩水。其实，在这看似轻松的诗句背后，他正在处理一件关乎颍州（以及寿州）人民祸福的大事。

　　原来，他上任之前，京城开封水涝成灾，便开沟挖渠把水注入惠民河流向陈州（今河南淮阳），造成陈州水患，又为解除陈州灾厄，采取以邻为壑的办法，决定从陈州再开挖一条350多里的长渠“八丈沟”，引水从颍州入淮。其实这项工程在他上任前已于六处分段动工，但由于争议不止，朝廷要求他召集各方会议作出决断。他到任后仔细审阅所有行文，发现争议各方并无事实依据，不过是“臆度利害，口争胜负”。对此，他进行了实地调研工作。

　　《宋史·苏轼传》记云：“轼始至颍，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颍地为患，轼言于朝，从之。”具体说来，他亲自走访淮颍民众，征询意见，查验档案史料，组织水文地质技术人员，亲至所属各县相关沿河地段实地测量：从蔡口（河南淮阳北）到淮河黄堆口，每25步一竿（单步，即一只脚跨出距离2.5尺），每竿用水平尺量高下尺寸，凡5811竿，约242里。概言之：淮水泛涨时，淮水口比八丈沟上游蔡口的水位还高出八尺五寸，势必倒灌。既泄不下陈州之水，反使颍州数百里沦为泽国。于是，他三上《八丈沟不可开状》，促使朝廷收回成命，停止了这项工程。

　　此举不仅节省了夫役18万、贯（石）钱（粮）37万，更是避免了颍州大地数十万百姓的永世祸害。所以历代颍州史志都铭记此事，对苏东坡寄予感恩之情。

　　“千夫余力起三闸，

　　苏东坡考察“八丈沟”的两个多月时间，对颍州沟河湖塘有了亲闻、亲见、亲历的了解，认为要搞好农田水利建设，必须充分利用颍水和西湖的资源。于是，他奏请朝廷同意，免除原本计划维修黄河征调的夫役，从中“乞万人”开发颍州境内的沟渠。

　　颍州城外清河北通西湖、中经焦陂，注入淮河。二十年前（1071）欧阳修《忆焦陂》诗中，曾有“清河两岸柳鸣蝉，直到焦陂不下船”之句，可见那时的清河水运畅通。到了元祐六年（1091），清河已经壅塞，苏东坡“复为修整”：修建昔人于大润河、小润河、白龙桥三处水闸，以时蓄泄，控制水位。又修请陂塘，开清沟以引汝水，溉民田之十里（《正德颍州志》）。苏东坡写的《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有“千夫余力起三闸，焦陂下与长淮通”诗句。又在此诗自注中云：“去岁，颍州灾伤，予奏乞罢黄河伕万人开本州沟，从之。以余力作闸，通焦陂水，浚西湖。”

　　颍州西湖，古时“水深莫测，广袤相济”，到了北宋已为著名风景。苏东坡知颍时，秀美的“十里湖面”已有部分干涸。他治理此湖的具体过程史料无载，可其中一道“出颍州城向西北，蜿蜒曲折直到西溪的大堤”，用疏浚时挖出的葑草淤泥建造而成，使颍州西湖有了一个可与杭州西湖媲美的“苏堤”。

　　“后夜龙作雨，天明雪填渠”

　　是年夏涝秋旱，又遭冬雪之灾，加上庐（今合肥）、濠（今凤阳）、寿（今寿县）各州也受灾，流民遍布,盗贼群起。苏东坡作为地方长官，抚辑安民“日夜计虑，势不可缓”。为了筹措粮食，他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通过不同渠道，尽力储备粮食。具体做法是，高价收购，封存本州现有存粮（包括代管的陕西军粮和禁军缺额粮）。二是，开放粮食市场，以免税鼓励贩运。鼓励百姓到收成好的淮南西路去贩运粮食，不仅免了“力胜税”，还奏请免了沿途逐县税赋。三是，鼓励灾民自救互救。号召寄居在颍州城内的，在其他州县有田的人家，取粮供家所用，又促使有经济能力者，自筹资金，买粮自食。四是，自出钱粮造饼施粥，开义仓售粮。后又学习陈州赈济之法，开放义仓和作院，以积谷数千硕，炭数万秤，一部分赈济饥民，一部分原价售卖……由于他采取的多种多样的赈济办法切实可行，致使这次颍州灾伤没有发生饿死人现象。后来他为赈灾所作的诗中有“后夜龙作雨，天明雪填渠”之句。

　　对此，明嘉靖《颍州志·名宦志》纪曰：“……是冬久雪，颍饥。苏公奏发义廪积谷数千石，并卖作院炭数万秤，酒务柴数十万秤以济饥寒”。

　　当时颍州境内有一群巨盗，啸聚为寇，打家劫舍，为民大害。虽然前任剿除大半，但头目尹遇始终在逃，依然结伙为盗，不仅惊动人户，而且群党劫杀，经常与盗捕官吏斗敌，残害无辜。“乡村畏摄，不敢言及，纵被劫杀，不敢申报”。本来灾荒已使百姓饥寒交迫，贼寇如此劫掠和滋扰，更是雪上加霜，作为地方官，苏东坡一面赈灾，一面加紧缉捕盗贼。

　　苏东坡访闻汝阴县尉李直方素有才干，“忠勇足智”，就将剿贼之任责成于他。

　　李直方亲率弓手追缉，又化装成贩牛小客潜至尹遇藏身之处，伺机突袭贼寇。尹遇持械抵抗，李身先士卒，也持械大呼，排户而入，将尹遇刺倒，遂一举成擒。随之，颍州社会秩序出现了安定局面。

　　“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

　　奏议，或称奏状、奏章、章议，是臣子们向皇帝进言的意见书。在苏东坡数以百计的奏议中，绝大部分是反映民生疾苦、为民请命的内容。

　　元祐七年（1092）二月，苏东坡在颍州任职六个月之际，朝廷又把他调到扬州任知州。他离开颍州，沿途过涂山、荆山、濠州、寿州和楚泗之间，常常“屏去士卒”，亲自深入田间地头，访贫问苦，目睹处处萧条，饿殍遍地，民情危急。

　　他一到扬州就奋笔疾书长达八千言的奏议《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他说，近年来在杭州、颍州、扬州，亲见到两浙、京西、淮南三路的农民，皆为还不起多年积欠的青苗贷而逃亡，推及全国都是这样的局面。从颍州到扬州上任，沿途看到小麦长势良好，但农民反而忧虑丰年的日子更加难过。因为一到丰年就有官吏到家中催逼积债而致“枷棒加身”，这样一来，逃亡在外的农民仍然不敢回家。粗算一下，以每州催债吏卒五百人计，全国最少有二十万虎狼散在民间。他呼吁道：“臣闻之于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

　　然而，苏东坡很多反映民情、针砭时弊的奏议，遇到朝中好大喜功者的质疑、打击和陷害。比如，熙宁七年（1074）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元丰八年（1085）的《乞罢登莱榷盐状》，批评了官府榷盐（专卖食盐）造成民不聊生；元丰八年（1085）的《论给田募役状》和元祐元年（1086）的《再乞罢详定役法状》，指斥“役法之弊”在于“以免役之名，实欲重敛”；《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揭露出“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等等。

　　但是，为了解除压在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苏东坡不顾个人仕途升迁，不畏打击陷害，不改初心，不辱使命，坚守责任担当和牺牲精神；奏议还是一份接着一份照写不止，意见还是一条接着一条照提不误。揭露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也许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那份八千言奏议催促之下，朝廷终于元祐七年（1092）七月，正式颁布了“宽免”百姓积欠公债政策。令苏东坡兴奋的是，宽免的不仅有颍、扬、杭地区，而是涉及全国范围。为此，苏东坡作《和陶饮酒二十首·之十一》诗，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

　　“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

　　苏东坡关心民瘼，解民疾苦，为民请命，爱民利民之举，并不限于颍州一地。纵观其一生，或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历知数州，始终如一心系百姓。

　　嘉祐六年（1061），时年26岁的苏东坡首任凤翔府签判，在他人生仕途第一站，了解到“民贫役重”，给百姓生活带来最大生命危险的是每年终南山之木编筏放排，“自渭入河”东运京师，在三门峡势险水激的砥柱一段，葬身鱼腹的民工无数。他访其利害，改变成规，使运木者在水涨前通过砥柱，自此危害大减。

　　熙宁七年（1074）知密州。时遇旱蝗之灾肆虐。官府不问收成多少，只按田亩和人数强征税粮，弄得“民不堪命”。他亲自组织百姓用火烧之法捕杀蝗虫，并设法盘量粟数百石，用来收养“弃儿”，所活者数千人。

　　熙宁九年（1076）知徐州。翌年徐地猛降暴雨，加上黄河上游决口，水淹州田万亩之多，洪峰高出州城丈余，百姓槁死于丘陵、树木之上。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躬执畚锸，身先仆隶，日以继夜带头筑堤护堤，终于保住了徐州城。又为解决穷苦百姓常年缺柴之困，派人在徐州西南白土镇找到了煤，为当时百姓解决了“炊饮之难”，也造福了后代。

　　元丰三年（1080）他在“乌台诗案”中落官为民，谪居黄州，自劳衣食，躬耕于东坡。虽自顾不遑，却时时关心民间疾苦事，写出大量诗词，诸如“下马作雪诗，满地鞭箠痕。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等。当时民间流行“溺婴”恶俗，他写长信请求知州依法禁止，又组织“育儿会”，劝募钱米，援助家贫者，他自己虽然经济十分拮据，还是带头“亦出十千”。

　　元祐四年（1089）知杭州。当地灾害频发，水利失修，苏东坡一面用修理官衙之款救济灾民，一面向朝延请求减免地方税赋。用卖度牒之钱开设饭舍，广施救济，置办药局、病坊，为病者医药，得愈者千余人。杭州人为纪念他“家有画像，饮食必祝”，还建了生祠。

　　元祐七年（1092）二月知扬州。当时州府每年举办“芍药花会”，十万朵任务，搞得农民不能种庄稼要种花，劳民伤财，为此，苏东坡下令取缔，受到百姓称赞。

　　绍圣元年（1094）贬谪惠州。苏东坡为解决百姓出行困难，带头捐资修建二桥。又筹资修建军营三百间，安置驻军，消除了军队散居市井骚扰百姓问题。

　　绍圣四年（1097），贬居海南儋州。他虽然处境困顿之极，却不忘关心民间疾苦，不辞疾弱辛劳，采摘泡制中药救济病者。又兴办学校，教育儋民，以致学风大开，甚至有人踏海越山不远千万里到海南从苏东坡为学。《琼台记事录》记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在他的带动下，海南各地先后办起了21座书院，先后出了12位进士、23位举人。

　　综上可见，苏东坡一生关心民瘼，服务于当世，每到一地，尽力兴利除弊，发展生产，积极为人民做好事，深得人民敬爱。所以，他逝世噩耗一出，“吴越之民，相与哭于世，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

　　即使千年后的今天，在他的出生地、宦游地、逝去地，甚至于足迹所到之处，都留有纪念他的遗迹与祠祀，所以称他是“百姓之友”，乃实至名归。